，于曾国藩，就更加少见了。
自责并不稀奇，可是，直承“小人之心”，等于自认，之前确实有过怀疑，朝廷将他由两江调直隶，是“明升暗降”，其中隐有猜忌压制之意。所以，曾国藩才会在十三首寿诗中，专挑那三首念给赵景贤听。
这三首诗，每一首都在抱屈，都在埋怨世人的猜忌和不公；每一首都在自辩：我没有任何僭越的心思，我所思所想，尽是功成身退，学屠羊说，大隐于市，泯然众人，如“婴儿中酒”，醺醺然，昏昏然，了此残生。
至于为什么要说给初次谋面的赵景贤听，自然是因为，赵竹生是关逸轩一等一的心腹人，这些自我表白的话，会通过赵景贤，及时转给关卓凡，而且，不虞在传话的过程中，扭曲、变形、走样。
曾国藩的陟罚臧否，“湘系”和曾国藩个人的感受，是有着微妙的差异的。曾国藩去两江，郭嵩焘进军机，一减一加，“湘系”对被“削藩”的敏感度，远不如曾国藩对自个儿陟黜荣辱的敏感度。这一减一加之间，这位“湘系”领袖，于庞大的“湘系”，会生出莫名的孤寂感，甚至，可能会隐有被自己人抛弃、取代的不安和落寞。
曾国藩曲曲折折，剖陈心迹，赵景贤坦然应对，十分之“光棍”、漂亮。
首先，他不藏不掖，直接捅破了窗户纸，示人以诚。
接着，他转述的关卓凡办理洋务路数之“升级换代”，非常有说服力。以曾国藩之能，自然能够判断“关式新洋务”之价值；也自能判断，在这个大背景下，关卓凡调他出任直督，确有携手并肩、共谋大事的必要和诚意。
“倚俾甚深”，不算虚言。
当然，这并非说，曾国藩不再怀疑，他去两江就直隶的安排，朝廷没有任何猜忌和裁抑的意思在里面。但是，这个“意思”，远不是他原先猜想的那么严重，一大半的心放了下来，他可以接受这个安排了。
赵景贤漂亮，曾国藩也漂亮，因此才有“小人之心”的自责——这是“把话说开”的意思，用意和赵景贤的“捅破窗户纸”是一样的：示人以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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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到上海，江苏上下，迎接曾国藩的规格，完全比照关卓凡。到码头迎接曾中堂的，包括：江苏、上海所有四品以上的官员，身上有功名的本地士绅的代表，上海租界工部局的董事，各国驻上海的领事。
除此之外，曾国藩坐船到埠之时，黄浦江上各国军舰，依次鸣放礼炮致意——关贝勒还是关贝子的时候，“观风巡阅”上海，都没有这个待遇！
曾国藩并非国家元首，各国军舰并没有鸣放礼炮致敬的义务，这自然是赵景贤等人，事先在洋人那里，做了足够的“疏通”的关系。
当然，以曾国藩之勋名威望，为他鸣炮致意，各国军舰也不算“掉价”。
这个场面，如果换了好面子的左宗棠，一定“掀髯大乐”。但曾国藩却深感不安，对赵景贤说道：“竹生，场面太过了，这不合适！”
赵景贤说道：“以中堂之勋望，这点儿场面，恰如其分，何过之有？”
顿了一顿，放低了声音，说道：“回中堂一句实在话：现今这个时候，要说‘避忌’，关贝勒才要有所‘避忌’。中堂这儿，尽管放宽心，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全然不必‘避忌’什么的！”
这是极有意味的一句话！
曾国藩转着念头，默喻如下：一，明确表示，“上头”——当然包括关贝勒——对你没有猜忌，你不必再有什么顾虑了；二，“关某人才要避忌”——在你面前说这种“私房话”，表示：我们拿你当自己人对待，毫不见外。
赵景贤陪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