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军事上的。
武德三年，皇帝当时的身份还是秦王。在虎牢关大破窦建德时，李士勣与郭孝恪都曾在他麾下冲锋陷阵。
当时，唐军只凭借着三千五百轻骑，在虎牢关前、汜水岸边不但击溃了窦建德十二万大军，还生擒了窦建德。
那时在皇帝的眼中，郭孝恪同李士勣相比，在勇武与阵战方面总觉得有些欠缺。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到现在，皇帝让郭孝恪镇守西部边陲，还要搭一个高峻，便有着弥补他勇力不足的考虑。而李士勣已经身居中枢，主事兵部了。
现在，从是否讨伐高丽的辩论中，皇帝对这两人又有了些认识——二人的能力各有所长，但郭孝恪无私，而李士勣的心眼儿就有些多了。
皇帝深知郭孝恪与高峻二人之间的私人情谊，他们的来信毫不隐晦地表达支持出兵的见解，这一定是郭、高二人的意见经过综合以后的结果。
那么剔除郭孝恪一向有虑事沉稳、周到的特点，想来高峻个人的意见，一定更为倾向于出兵狠狠地教训高丽了。
贞观十八年以来，大唐对高丽较大的讨伐已经发生过了两次。第一对高丽进行讨伐的借口其实是在贞观十六年就已出现的。
当时长安得到确切的消息，负责沿辽河修筑城垒防御大唐、并以对大唐强硬而闻名的盖苏文，在高丽朝廷的倾轧中获胜。
他在发动的一场兵变中杀死了高丽王和他的一百多位支持者，自立为军事首领——大莫离支，执行更加摆脱大唐影响的策略。
那年，皇帝虽有了干涉高丽的足够理由，但还没有立刻采取行动。他曾提醒他的朝臣，进攻辽东不可不倚赖的幽州和营州，仍未从隋末战乱的影响中恢复过来。
可是不久发生的几件事迫使他摊牌。高丽、百济、新罗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高丽对大唐的态度也越来越敌对。
贞观十七年的后期，声称是大唐藩属的新罗汇报长安，高丽联合百济，兵分几路攻击新罗，并切断新罗贡使前往长安的路线。
皇帝用礼貌的手段阻止高丽的侵略行动，无效。盖苏文甚至拘留了一位长安的使节。
皇帝这才决定亲自征讨这个以下犯上的国家。
当时，出征高丽的计划在大臣中是不受欢迎的，他们总是禁不住回想起隋炀帝在高丽战争中的惨重失败。
与皇帝最亲密的长孙无忌强烈反对任何远征，褚遂良也极力谏止陛下亲征，那时唯一赞成敲打高丽的，是李世勣。
尽管朝臣们反对，但这些人里已经没有了让皇帝颇为头疼的魏征，他在十七年时死了。这个保守的家伙！他在贞观十七年一死，皇帝在贞观十八年就开始了精心准备的远征。
魏征，一直以隋末战乱带来的恶果还没有消除为由，劝阻他不要推行“好大喜功”的政策。比如：不要进行劳民伤财的、大规模的军事讨伐。
目光短浅！攻占高昌时魏征也是这口调。但你现在看看！皇帝都有了把魏征再揪出来，让他去西州看一看、然后再让他闭嘴的想法了。
第一次皇帝亲征，大唐尽收了辽东诸城、斩获颇丰。
第二次讨伐高丽，大唐水陆并进，朣朦巨舰都动用了上百艘，人马动用的也更多，但一般人看的到的实利其实并不比第一次大。
对此，群臣私下里虽然不敢明说，其实心里总会有个编算。
这次再若伐高丽的话，说不定有个别人，就该用“穷兵黩武”来腹诽皇帝了。皇帝暗道，“难道我愿意折腾？！”
但为将者必谋胜负，而为君者须谋大势，这是不能强求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