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田八十余顷给寺院，王骞作为显贵尚且如此，普通升斗小民更是难以避免。
而僧侣由于享有免税权、免役权，寺院其实成了“法外之地”，而对于被税赋和繁重的劳役折磨的普通百姓而言，把自己的地产以布施或出售的方式转让给寺院，只要缴纳相当数量的地租，就能换取寺院的庇护，免除赋税和劳役，不失为一个良策。而在这样的交换背后，寺院几乎不用付出多少代价，就能凭空得到一部分土地，还能免费获得一批劳动力。
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寺院会占有大量土地。北魏迁都洛阳之后的短短几年，寺院多有“侵夺细民，广占田宅”的行为，甚至到了“寺夺民居，三分且一”的局面。在南朝梁武帝时期，首都(今南京)附近“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
而在佛教兴盛的唐朝，唐初的僧尼就有二十万众，他们“驱策田产，耕织为生，估贩成业”。在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寺院广占田地和水碾，侵夺百姓，官府甚至都奈何不得，僧侣已经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和经济势力。
和尚是放高利贷的先驱
由于僧侣们强大的经济实力，从事商业活动就在所难免。中国最早的金融业，就是僧侣以寺院的质库形式开创的。
南北朝时期，在佛寺里最早出现了能典当的机构。据《南齐书》记载，一个叫褚澄的官员，曾经用一万一千钱，向一所寺院赎回其兄长抵押的“白貂坐褥，坏作裘及缨”。
而很快，僧侣们已经不满足于典当，寺院开始经营高利贷事业。北齐时期有个叫道研的和尚，他是济州的僧官(沙门统)，他资产巨富，向外出借高利贷的范围遍及一郡，甚至还借助官府的势力帮他追债。
伯希和的敦煌写本记录了敦煌净土寺僧侣的年度结账报告，寺院的三分之一收入来自于高利贷。
到了宋代，这种质库被称为长生库，已经相当普遍，一些地区几乎所有的寺院都建立长生库从事高利贷。
曾经有僧人毫不避讳地宣称：“钱如蜜，一滴也甜。”僧侣毫无顾忌从事高利贷，也引起了世人的强烈不满。诗人陆游曾经在他的《老学庵笔记》中抨击寺院的高利贷事业“今僧寺辄作库质钱取利，谓之‘长生库’，至为鄙恶”，主张政府“设法严绝之”。
但其实高利贷根本不违反当时的法律，也无法加以根除。于是，和尚们把高利贷这个十分有前途的事业发展得如火如荼，几乎无所不贷。可以借贷的品种有金银、布帛、粮食、油，甚至还有活物，有些寺院把耕牛借贷给农民，收取利息。
寺院的高利贷还有一个特点，利息通常高于世俗放贷人。僧侣们常常会借助佛祖的威力恫吓借贷人，如不偿还，将下地狱，永世不得超生之类，借此获得更高额的利息。《宋会要》中一份奏折提到，长生库利息“不止倍徙”，利息率甚至超过100%。而对于不能还钱的借贷人，寺院也毫不客气，会向官府诉讼，利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甚至逼迫其服役来偿还债务。
买卖田产，放贷典当在封建时代尚是合法生意的话，有些行为不轨的僧人甚至干出不法勾当。
武德九年唐高祖的一份诏书中提到：“乃有猥贱之侣，规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度，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至乃亲行劫掠，躬自穿窬(偷盗)，造作妖讹，交通豪猾。”
一些僧侣公然抢劫、偷盗，行骗， 放贷与之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佛门既是世俗社会的一部分，它从来都不是净土。或许有一些高僧真的能绝世出尘，但大部分的僧侣也是滚滚俗世中的一员，幻想着佛门清净，不过是距离产生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