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与两汉时期完全不同。在宋人笔下，汴京与临安的饮食店与肉铺子非常之繁多，但基本上卖的都是猪肉、羊肉，狗肉店不能说没有，却难得一见。有人统计过《东京梦华录》提到的所有肉类食品，发现羊肉的比例为36%，猪肉的比例是12%，鸡肉等禽类肉食为11%，鱼贝类为15%，完全没有出现狗肉。
许多宋朝士大夫甚至以食狗肉为耻。苏东坡是北宋出了名的美食家，他被贬谪黄州时，看到“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便发明了红烧肉这道美食。但苏东坡尽管嗜肉，却不吃狗肉。
宋神宗熙宁年间，苏轼在徐州任太守，看到地方政府的公宴上常有狗肉这道菜，觉得不可理解，质问为什么要屠狗设宴。司法官员告诉他：法律并不禁止杀狗。苏轼又问道，公宴用狗肉，合乎礼制吗?司法官员说，合乎礼制。并引述《礼记乡饮酒》的一句话来说明：“烹狗于东方，乃不禁。”
苏轼反驳道：“荒谬!《礼记》也说：‘宾客之牛角尺。’(意为，接待宾客所用的牛角尺把长)难道就不应该禁止屠牛?”我们知道，中原农耕王朝，一直都有严禁屠杀耕牛的禁令。这在农耕时代是非常合理的。
苏轼又引用孔子埋狗的典故：“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贡埋之，曰：‘吾闻之也，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孔夫子养的狗死了，叫子贡去埋葬，说道：“我听闻，旧的车帷子不要丢弃，可用来埋掩死去的马;旧的车盖也不要丢掉，可用来埋掩死去的狗。”苏轼体会到孔子的仁爱精神，认为家养的狗死了，“犹当埋，不忍食其肉，况可得而杀乎?”可见苏轼是反对杀狗的，因为他觉得狗与人类关系亲密，杀之心有不忍。
不过没有材料显示苏轼在徐州发过“屠狗禁令”，想来苏轼只是反对在举行公宴乡饮时宰杀家犬，并不干涉民间是否食用狗肉。
实际上，在宋代士大夫家庭的正式宴席上，是不允许摆上狗肉的，若以狗肉宴请宾客，将被视为不合礼节，不懂礼貌。“狗肉不上席”的说法，便是从宋代开始流行开来的。这里的席，是指正席，接待宾客的正式宴席，非指私人餐桌。私人餐桌可以不讲究，正式宴席则需要注意礼仪。宋人认为，狗肉属于贱品，不可登大雅之堂。
宋人还常常将屠狗食狗的习惯跟黑社会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如宋人记载说，宣城县境内，“十里间有聚落，皆亡赖恶子及不逞宗室啸集，屠牛杀狗，酿私酒，铸毛钱，造楮币，凡违禁害人之事，靡所不有。”这些不法之徒啸聚在一处，屠牛杀狗，酿造私酒，伪造假钞，干的都是违禁的事情。宰杀牛狗吃其肉，成了黑社会生活方式的标志之一。
北宋初，汴京也有一帮“恶少无赖之人，肆凶不逞，小则赌博，大则屠牛马、销铜钱，公行不忌。其输钱无以偿，则为穿窬，若党类颇多，则为劫盗纵火，行奸杀人”。他们在京城开设赌坊，诱人赌博，又“屠牛马驴狗以食”，仿佛不宰条狗来吃，不足以彰显他们的叛逆精神。所以宋太宗要求开封府：“严戒坊市捕之，犯者定行处斩，引匿不以闻与同罪。”被抓到的罪犯，重者处以死刑。不过，请注意，开封府要抓捕的并不是食用狗肉的一般市民，而是“肆凶不逞”的黑社会人员。
回顾宋朝人处理食狗问题的得失，我觉得有三点启示是值得记取的：一、在一个并未形成食狗禁忌习俗的社会，政府如果立法禁止民间食用狗肉，将是一种冒失的政策行为;二、政府可以禁止在公宴上食用狗肉，因为官员应当接受比平民更加严格的礼制约束;三、上流社会应该自觉带头不吃狗肉，重建“狗肉不上席”的“舌尖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