裹杏黄绸，刀术妙速，衣色隐幻，一军骇目。”
就这样，当太平天国的妇女着实让外界感到了一股新鲜的气息。当时，一些外国人看见她们或骑马，或步行，大大方方地走在道路上，他们称“这是前所未见的新现象，使我们想起了国内的生活情景。如果此次革命可以打破迄今一直遵行的妇女不出闺门的制度，那将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这种“新现象”的出现，与太平天国提倡的“男女平等”教义不无关系。洪秀全宣称：“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平等的。”“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
正因为如此，在天国崭新的社会图景里，一切都显示着与旧生活的决裂，之前被家庭、男人奴役的妇女，成了与男子一般可以行军打仗的女兵，还不止如此，连之前曾奴役着女子的家庭制度，也被天国的律令击得粉碎。
所以，自金田开始，在太平天国中就有了男女隔离的制度，洪秀全说：“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也正因此，在永安城，洪秀全颁行了模仿摩西“十诫”的天条，他说，“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为变怪，最大犯天条。”他说，“邪淫尽是恶之魁，变怪成妖甚可哀。”
然而，洪秀全努力创造的新天国社会，军法维系下的种种清规戒律，却与天国领袖的荒淫无耻生活并行不悖地存在着。史料记载，离开金田时，洪秀全就有妃子十五人;仅一年后，离开永安时，他的嫔妃达到了三十六人之多。
这洪秀全，无品无德，能当大任者乎？
清教徒般的禁欲制度、男女分营政策，乃至洪秀全为“天国”设计的每一项规则，不仅存在于这个面貌混沌而又矛盾的团体中，还存在于太平军途经的城市。
1852年5月，他们跨过漓江，通过古运河抵达全州，由此进入了长江流域;这一年6月12日，在经历蓑衣渡大败后，他们走出广西、占领了湖南道州。在湘南，他们先后招募了大约五万名新兵，他们无一例外地遵循着男女分营制度，这也仅仅是金田、永安的延续。1853年1月12日，他们占领了长江重镇武昌。
太平军到达武昌时，清廷的衙门被打倒，咸丰的年号也代之以太平天国的名字。与国号的变化相比，社会制度的改变则更加剧烈。
正是在武昌，分营、禁欲乃至拆散家庭，不仅作为一种战时政策存在着，还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实施着。其实又何止这些，社会生活中的财产、家庭、职官、宗教、礼仪等一系列社会制度的改变，乃至日常的生活中的禁缠足、禁蓄婢、禁蓄妾、禁鸦片的种种律令，无不表现出与旧世界决裂的色彩。
洪秀全改变的不仅是武昌，太平天国的妇女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在这里，前期的女营变成了女馆。天国的女兵，不仅包括信仰上的追随者，还包括武力下的被征服者。据史料记载，当时，武汉三镇一片混乱，太平军进城后设立女馆，规定城中妇女全部迁往武昌火巷“归馆”，“迟延者鞭棰促之”。
同时，男女隔离的制度也被严格地执行着，即使是丈夫探看妻子，儿子探视母亲，也“只宜在门首问答，相隔数武(步)之地，声音务要响亮”。就这样，原有的财产制度、旧的家庭制度、并连着温情脉脉的人伦情愫，这些旧的社会制度的支撑，都在冷铁般的军事统治之下统统瓦解破裂了。
但是又何止是武昌如此呢?当年的3月20日，当太平军攻占南京城后，更大规模的女馆出现了：一路随行的几千广西妇女、几千湖南妇女，被裹挟而至三万湖北妇女，又加之新被征服的十万南京妇女，形成了一个个女馆。从金田到武汉，“大脚蛮婆”构成为天国女兵的主体，而从武汉到南京，这个群体则不断地驳杂、混沌，等级差异在女馆中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