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这事儿，其实可以抛开“牛李党争”的特殊背景，从李绅的“私生活”里瞧瞧。许多现代人大书特书的“李绅劣迹”，放在中晚唐大唐“权力场”里，其实都不是个事儿。
“安史之乱”后，大唐国力一年年衰败，但高官显贵们的私生活，却是一代比一代“幸福”。以唐文宗的哀叹说，盛唐年间，只有唐玄宗才穿得起的“金鸟锦袍”，到了中晚唐时，却是“富家往往皆有”。各级文武官员，更是变着法子“豪奢”。比如李绅“老上级”李德裕日常食用的“羹饭”，一杯就“其费约三万”。晚唐宰相杨收的饮食“极水陆之珍”，家具用的是“缕金案”，手里把玩着和田“玉婆罗门子”，奢侈到极点。
跟这帮人比起来，同样官居宰辅，一顿饭“吃好几百贯”钱的李绅，还真算是个“节俭”的人。
难道彼时的大唐，经济真强大到这程度了?与高官们“豪奢”反差鲜明的，正是中晚唐平民们的苦难生活。比如曾得到李绅“怜悯”的农民们，安史之乱后，由于战乱和土地兼并等原因，每年都有大批农民“弃田宅，鬻子孙，荡然逋散，转徙就食”。李绅笔下“农夫犹饿死”的惨状，也只是冰山一角。就算是能种上地的农民，每年苛捐杂税下“家田输税尽”，只能捡野果“充饥肠”。甚至“百姓贫家食盐至少，或有淡食动经旬月”。
而就是在李绅“入京拜相”，仕途风光到顶点的唐朝会昌年间，造访大唐的日本僧人圆仁亲眼看到，登州到海州一带的“山村县人”们，吃的饭食都粗硬不已，甚至“吃即胸痛”。这都还算是“生活条件好”的。还有些穷人家，竟是“主人极贫，无饭可吃”。当然，这苦难的民生，在此时的“李大宰相”眼里，已是“秕糠”，他当然不会再“怜悯”。
民生经济苦难到这地步，高官们“豪奢”的钱又从哪里来?此时的大唐，行贿受贿也都成了常事。以《旧唐书》的叹息说“居要位者尤纳贿赂，遂成风俗”。节度使贿赂朝堂高官，乃至高官受贿索贿，都早成了常事。地方的刺史节度使，动辄就“纳贿百万”“坐赃七百万”。京兆府参军韦正牧，这么一个京城“芝麻官”，“稍微”克扣了下景陵的厨料，就轻松“计赃八千七百贯文”，上上下下，都是硕鼠。
包括李绅在内，那无比豪奢的“私生活”，“财源”基本都靠这类方式。这样的晚唐王朝，上上下下，都成了烂透了的大酱缸。想要在这个“酱缸”里冒头?多少热血理想没用，首先就是自己要被“染黑”，然后才可能站住脚。一如，最后彻底“黑化”的李绅。
所以也就更不难理解，李绅去世六十一年后，即公元907年，亲手灭亡了唐王朝的枭雄朱温，会把大唐高层的“清流重臣”们，一口气全扔进黄河里喂鱼。捎带一句著名评语：“此等自谓清流，宜投诸河，永为浊流。”一句话，戳中了唐王朝最后一百年，彻底“堕落至死”的过程。
一个李绅“变坏”的四十年，就是风雨飘摇的中晚唐，走向腐化之路，直到彻底“堕落至死”的缩影。回望唐朝的衰败，再品青年李绅，那充满“情怀”的诗篇，相信自有多少感慨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