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海路，并命高丽再次修造战舰。
10月，高丽任命金光远为庆尚道都指挥使，负责修建战舰。
11月，高丽王室又向庆尚道征发羽毛和铁材。
公元1276年正月，高丽方面突然接到了停止对日战备的诏书。其原因并不在于元世祖忽必烈接受了高丽君臣的“哀哀之诉”，而是因为在中国大陆长江以南的宋元战场上，元军自公元1273年2月攻陷襄阳后，长驱而下直取江南，但战事进展并不顺利。江南的江湖人、平民百姓、南宋正规军这些民间和官方力量成为元军阻碍。但战事毕竟在艰难推进，公元1274年正月，南宋安庆府宣告沦陷，府知事范文虎向元朝投降。公元1275年，建康又陷，元军兵锋直指南宋首都临安。
一路打来，南宋军民坚强的抗战意志，使忽必烈认为临安绝不是那么容易就打得下来的。所以忽必烈就先停止对日征伐，以灭亡南宋为要务。
在忽必烈发动第一次东征日本战争的同时，南宋依然是它的军事推进重心。比如在公元1274年12月，从襄阳出发的伯颜足足率领战船一万艘战船进入长江，与南宋水军进行交锋，而第一次东征日本之时忽必烈只是派遣了九百艘高丽式战船。
当时其战船的大小没有现在战船大小规模。不要觉得太过夸张，误解。
江南战区的军事进展却比忽必烈预想的要顺利。显然，随着襄阳、樊城、临安等重镇的陷落，南宋朝廷已经失去继续抵抗的意志。
公元1276年2月5日，与中国北方政权对峙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南宋政权基本落下帷幕 南宋首都临安城陷落，七岁的宋恭帝和谢太后在惊恐中向元朝投降。
从海路逃离临安的陈宜中、张世杰等人，又拥立皇太子为帝，改年号为景炎元年，在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继续抗元活动，并且他们手中也有一支不可小视的陆海军力量。
当中国大陆的战事没有结束之时，元朝无法调集充分的人力物力开辟大规模的第二战场。而当南宋已经基本平定，元朝当然要回过头来继续进行远征日本的工作。
公元1277年12月，对于忽必烈来说，高丽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变故，可以认为是第二次东征日本前的一个小插曲。
在那里，有人密告高丽将军金方庆私藏兵器战舰，试图攫取高丽政权，并起兵反元。甚至连高丽国王对忽必烈的忠诚度也被人猜疑。因证据不足，一时未作处理。
第二年1月，与金方庆同朝为将又同样被元世祖倚重的高丽大将洪荼丘接手了这个案子。他与金方庆素来不和，双方矛盾的焦点在于权力的争夺。他以酷刑逼迫金方庆招供，在冰天雪地里金方庆“肌肤冻如泼墨”，但是金方庆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没有招供。
忽必烈没有听从洪荼丘的一面之词，将金方庆召回元大都，试图将金、洪二人矛盾作淡化处理，还给予高丽政府更多的自治权。这一年，他赐给高丽国王一枚“驸马高丽王”金印。
忽必烈未必对金方庆没有丝毫的怀疑，作为一个在马背上出身又试图以“汉法”治国的帝国元首，他很清楚人性是什么东西。臣属的忠诚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取决于皇帝的实力。
南宋抵抗势力终于在公元1279年2月被元军荡平。
崖山一役，南宋丞相陆秀夫背负八岁小皇帝跳海赴死，海上浮尸十万众，给南宋王朝彻底画上了句号。那位幼小的帝王和他的数万主动赴死的臣民，认为自己死得其所。
紧接着，忽必烈命江南的扬州、湖南、赣州、泉州四省建造军舰六百艘备征日本。
日本学者中岛乐章这样推测：“在第二次远征日本所用战船中，东路军九百艘战船全部由高丽建造，而可以得到确认的江南所造战船，仅有至元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