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的气象如同一座山峦，从最初便铸造一个高峰，随即连绵延伸，到了贞观突然达到了空前巅峰，然而随之的安史之乱如同雪崩，瞬息之间帝国陷入了低谷。此后长时间里，曾经的盛唐进入低迷的形态，直到唐宪宗李纯登基，再度创造了大唐山峦的一个全新的高度。在唐宪宗的身后不久，当时的学者就已将将唐宪宗的“元和”年号与“贞观”“开元”并列一起，将唐太宗、唐玄宗、唐宪宗进行并列，看作是唐代最杰出的的三位帝王。到李淳出生之时，唐朝已经建国一百六十余年，至此已历经十一代皇帝。到了唐宪宗时期，大唐进入了关键的历史纬度。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七月二十八日，唐顺宗下发一道全国性的旨意，将帝位禅让给刚刚册立为太子三个月的李淳：“其军国政事，权令皇太子纯当”于是李纯开始以太子身份监国。虽然李淳早期在政治大漩涡中命运并不明朗，却在同一年里的几个月发生重大转机。以至于这个年轻人在接见百官拜贺时竟然泣不成声，在强大的命运安排，这个年轻人的激动绝对发自内心的感慨。放眼此前的一百多年里，大唐的所有宫室弟子和太子们，没有几个接班如他一般的顺遂，要么刀光剑影，兄弟相残;要么父子相争，最后扭曲了人伦纲常。只有他，遇到了一个背靠如山的父亲唐顺宗。而此后的一个月，这个年轻人全部继承了其父的衣钵传承，唐顺宗再度向全国宣布重大决定：“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制敕称诰。”李淳从四月被册封太子，七月监国，再到八月受禅登基，命运顺畅的大船乘风破浪，直达人生的最高峰。
登基后，他将名字的淳改为纯，以此表达他要澄清天下之意。与此同时他对自己规划了奋斗目标“嗣贞观之功，弘开元之理”，进一步“举贞观、开元之政”，意思是就是要追逐大唐盛世的复兴，要与李世民和李隆基这样的先人并驾齐驱。对此，他对翰林学士李绛进一步阐释说：“朕不佞，欲庶几二祖之道德风烈，无愧谥号，不为宗庙羞，何行而至此乎?”
在他看来，大唐已经出现严重问题，甚至道德和文化都已经出现病症，而他的登基就是要力挽大唐风气的颓势，而不愧对列祖列宗。李绛回答说：“陛下诚能正身励己，尊道德，远邪佞，进忠直。与大臣言，敬而信，无是小人参焉……。”一语总结出此前的大唐数十位高层人物的最大缺点。希望这位年轻皇帝能够从上到下纠正大唐的不正风气和亲贤臣，远小人的强烈建议。
为了提振经济，公元817年，39岁的宪宗颁布了《禁私贮现钱敕》，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一个强制消费令。消费令规定，凡是京城之内的公务员，不论品级，家里面的存款，最多不能超过5000贯，超过者必须把多余部分拿出来消费。这一政策同时蔓延到做买卖的商人、寺庙乃至普通老百姓。总而言之，只要你腰缠万贯，就至少得取出一半儿来消费。
表面上看，这次强制消费运动把普通百姓也列了进来，实际上却是“名存实亡”。想想看，就算活在开元盛世，又能有几家老百姓有5000贯的存款。显而易见，运动的矛头是直指那些巨商富豪和官僚贵族的，因为他们像存粮食一样囤积了大量的铜钱。据《旧唐书》记载，“时京师里问区肆，所积多方镇钱。王锷、韩弘、李惟简，少者不下五十万贯”。存款排名靠后的竟然都有50万贯以上，正因为他们存钱不消费，导致市面上濒临钱荒的危险，用现在的话讲，就是通货紧缩。
一想到这，唐宪宗连觉都睡不安稳，因此强力推出了强制消费运动。为了确保效果，消费任务还要限时完成。《旧唐书》记载，“从敕出后，限一月内任将市别物收贮”。也就是说，您买什么政府不管，但满打满算四个礼拜之内，您必须把存款花到标准线——5000贯以下。如果到期没有完成任务，对于普通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