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我们按照一些原则带大：服从，牺牲，压抑自己。这都被看作是美德。”
能养活自己之后，特劳德试图挣脱命运。“我一直想读舞蹈学校。1941年，进舞蹈学校要参加入学考试，我考得很好，我觉得可以永远逃避办公室了。可我工作的出版公司却不准我离开。在1941年，只有在雇主同意后，你才可能离开工作。我是那么失望，因此央求我妹妹帮我忙，她当时已经在柏林以跳舞谋生。”
就在特劳德绝望时，她妹妹出了个主意，“让我问问阿尔伯特·保曼，看他能不能把你调到柏林去工作。”保曼是妹妹最要好朋友的姐夫，很有权势。特劳德说，“好啊。”当然，她“一点不知道这会是什么结果”。
一个人生转折就这样在特劳德面前出现。她接到通知，她的新工作，是柏林的元首办公室。
我必须承认自己喜欢这个工作
特劳德今天当然知道，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转折。她曾无数次地反省自己跨出的这一步，很自责，因为曾为希特勒工作，“也因为我确实喜欢过他。可他又是如此可怕灾难的根源。 ”
她不断盘问自己，“你看，在集中营究竟发生了些什么，那些细节后来被揭露出来。”当时，一般德国人都不知道集中营的细节。后来，“我读了Viktor Klemperer的书，当然，是在很久之后，但它确实给我很强烈的冲击。所有这些问题在1933年、1934年的最初阶段，就已经开始发生了。我觉得自己曾是那么没有感觉和自私迟钝。我没有去注意去关心。这样的感觉越来越沉重地压迫我。我似乎应该对那个还是孩子的我感到愤怒。事实是，我没有看到自己逐渐卷入的是什么，对于一切，我只是说‘是’而一点没有思考。”
她生怕自己这样说，是在为自己辩解，于是进一步自责说，“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要说我那时就不是一个热情的纳粹。当我去柏林的时候，我也许可以说‘不’，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只是很好奇。”
一开始，特劳德是柏林元首办公室的一般工作人员，她并没有在那里见过希特勒。“我做的事情是打开那些女人给他的求爱信。他自己并不在那里，其他人也见不到他。他在自己的私人司令部里，离‘外部办公室’很远。”
后来，那里有一次打字比赛，“办公室里谣传，说是希特勒在挑秘书。保曼坚持说我应该去试试。”虽然特劳德当时对自己的现状相当满意，并没有野心要得到这份工作，“可我还是去考了。”结果，还考得很好。
1941年12月初，考得最好的十个女孩被送往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司令部。她们在元首专列的车厢里等待接见。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她们被领着穿过黑森林去元首司令部。“一栋很令人不快的房子。在勤务人员的区域，有软木的椅子，我们排成一排。然后，见到了希特勒。”
“在此之前，我只在新闻里、公开场合上见到过他，他身着军装行纳粹举手礼的样子。可是现在，来的是一个老年绅士，对我们友好微笑，和我们握手，用他出名的眼神直直看着我们，询问名字。用一种和蔼的、父亲一样的口气和我们说几句话，然后离开。走的时候，他就说了声‘晚安’。被希特勒接见的经历，完全和我以前的想象不同，那是无害的、和平的气氛。”
对从小缺少父爱的特劳德，这是内心的颤动。“我第一次见到他，他也许只是一种姿态。对我而言，或许感到是一种保护。那是我长久以来在渴望的东西。”
接下来是口述记录的测试。保曼安排了一个女孩陪特劳德进去。“曾经有一个女孩去为他的口述打字，可实在太紧张，歇斯底里的病就发了。希特勒怕这样的事情重演。”
测试过程加深了特劳德对希特勒的好感。“我进了房间，发现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