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有一天，柳强生那个生产小队的几个干部，突然找上门，说要在他家做酒曲，给队里搞点副业。
柳强生一惊，问：“做多少？”
队长张大全说：“现在市场上酒曲值钱。我们有原料，村里老吴头有技术，他带几个徒弟干，尽量多做点，花不了多少本钱。”
民兵排长郭家保补充道：“不想办法，去哪挣钱？这可是一本万利的事啊。”
柳强生说：“做这么多的曲，恐怕不行吧，现在正割尾巴，露出风声，我要担责的。”
副队长齐心合接着做工作，说：
“酒曲都分给社员，事先我们都要给他们交待清楚，别集中在一起卖，也别一次性大量卖。不会弄出多大的动静，放心吧。”
柳强生的二女儿柳志丽从外面回家，听队里人这样说，觉得不对劲，说：
“现在对洒类市场管理严，你们应该都知道的吧？少量烧点米馏酒，自己家过年喝还可以，不允许买卖，这会犯错的呀。”
柳志丽虽然初中毕业就在队里劳动，但还是熟悉当前首先保证吃饭用粮要求的。
队会计赵家安听柳志丽如此说，就道：
“我们队委们开了几次会，专门议这事，不就是怕外人知道么？能买酒曲的社员，家里的粮食肯定宽余，不影响吃饭。
另外呢，销售时咱们都长眼点，可卖给亲戚，还可到远地方卖。分散了，不会引起注意的。”
柳强生说：“这事，好是好，但要被外人发觉，告到上面，当作尾巴割，可不得了。”
张大全说：“你是‘屎壳郎打哈欠——嘴臭’，还没开始干，就说什么错不错的，不吉利。
不是说了吗？早有办法，酒曲做好分下去，各家各户都别急着卖，一年半载地悠着劲儿慢慢销，不就完了？
再说，我们队干部也是为全体社员着想，不是为哪一个人，酒曲家家都有份，按工分分配。到时候，社员们手里都有了活便钱，这种对大家都有益处的事，肯定没人反对，也不会吵嚷出去的。”
柳强生道：“话是这么说，我也听明白了。你们干部看这样好么，找别的地方做，别在我这儿做。
你们都知道，那年我做点粉条出去卖，市管会的人把我粉条收走，我去抢，被踢了我几脚，腰痛了半个月不能上工，还罚了十块钱，才让我走。
另外呢，上次因为耕牛的事，我在大队和公社都挂上号，出了名，再找出我的毛病来，可受不了啊！”
柳强生“屋里头”的听到堂屋里很多人，说得热闹，从厨房里过来一听，知道是这个事，连忙求情说：
“队长啊，上回老头子那事就把我吓死了一回，这次再弄出些麻烦来，他这个有错的人错上加错，我们的日子还咋过？”
队长解释：“你说的这些事，我们不是没想过。
你想想，做曲还能在路边的村子里做吗？那不是秃子头上的虱，明摆着让人看？”
民兵排长也说：“我们研究时，才找你这个偏僻的独门独户，又有大院子，多好。”
见说到这份上还是推辞不掉，柳强生真的急了，声音有些发抖，说：
“这是犯错事啊。出了事，我可承担不起呀！”
民兵排长说：“说起这，我想起来了，你家大女儿柳志美是新集公社中学老师。你二侄子柳志远还是古渡岸公社油子寨生产大队的民兵营长呢，我们见过面。
再说，你大侄子在部队上也是个官，你家比我们还硬棒。
我们都不怕，你还怕什么？真是‘树叶掉下来捂头’，小心过度。”
柳志丽听排长这样说，长辫子一甩，大声道：
“反正我不同意，你们想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