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为了防止宗室人数暴增，朝廷只能下令限制宗室们的娶妻数量，即“郡王”在正妃之外，妾媵不得超过4人；“将军”的妾室不超过3人；“中尉”的妾室不得超过两人。这才稍稍减缓了藩王们的增长数量。
毕竟朝廷每年划拨给各地“藩王”的给养和经费有着严格等级规定，不可能是“按需分配”，但也不能说是“按劳分配”，万一某些“藩王”们的子孙后代繁殖过快，就会导致他们家人均福利骤减，严重影响生活品质！
但即便如此，朱元璋后代们的繁衍速度，也是十分惊人！到明末为止，朱元璋的男性后代已达二十万众。若再算上各“藩王”的女儿、外甥女、孙女、外孙女等嫁出去的女性后代生娃，则早已超过百万之巨！
皇子皇孙们多了，那王府和封地必然也要增多才能养得起这么多闲人。因为朱元璋祖制的慷慨，到明中后期为止，国家的土地已有相当一部分兼并到这些“藩王”们的手中，造成朝廷税收、口赋、丁赋大减。
据清史记载，大清入关后，收缴了大量“前朝藩王”的遗留田产，仅湖南、湖北、山西、陕西以及河南五省，就有2300万亩之多！这些王府占据良田，不需要交税，还要从地方财政中领取俸禄，乃贪得无厌！
这让地方的财政不堪重负。比如山西的那位生育冠军“庆王”，因生的“郡王”和“将军”过多，出现了倾山西全年税粮也不够发放“藩王”俸禄的奇观。归根结底，就是“朱八八”当年当过穷和尚和叫花子，被饿怕了！
这让大臣呼吁，再过数十年，很可能出现举全国之力，也无法养活这一家一姓的情况。于是，头大如斗的皇帝只能再次改革。到了“万历年间”，朝廷实行“宗藩禄银定额化”，给俸禄定一个固定的额度。在此之后，不论该省宗室怎样繁衍增长，俸禄总数不变，这才稍稍缓解了“藩王俸禄”对大明财政造成巨额消耗。
仅仅是财政供养，也不至于被百姓怨恨。其实，由于“藩王”们身份特殊，不受官府管制，不被律法限制。因此，许多地方的“藩王”就利用自己特权，在地方横行不法，对当地百姓甚至对地方官员横加欺凌。
有明一代，朝廷对“藩王”造反噬严防死守，但对“藩王”们恣行威福，夺占民田，欺辱官吏，强抢民女之事却特别宽容，觉得让“藩王”们引起民愤，才反而能让朝廷感到安心，毕竟能趁机削藩回血，转移矛盾。
但报应总会来到。西元1627年，陕西、山西、河南诸地发生灾荒，低温、大旱、蝗灾接踵而来。农民颗粒无收，连草根都吃光。澄城的农民王二聚拢了上百饥民，杀官造反，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而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政策优惠和巧取豪夺，“藩王”们却积累了如山的财富。比如山西大同的“代王”，居然拥有房屋一千零六十座；河南“福王”，拥有半个河南省耕地和矿产，金钱百万，家中珠玉货赂山积.....
由于家底殷实又民愤难平，按照祖制，“藩王”们还不能拥有军队。于是，这些人简直就是为农民起义军们量身定做的“补给包”，一旦失去了官府的护佑，基本上就只能坐以待毙，统统成为待宰杀的“大肥猪”。
以“福王”朱常洵为例，此人拥有河南半省之地，富甲天下，面对饥荒却不肯赈济粒米颗粮分与百姓。
崇祯十四年，贼首李自成携饥民蚁附攻陷洛阳，而“福王”朱常洵仓皇逃至“破庙”，却因身体肥胖异于常人，故很快就被抓住。“福王”朱常洵跪地乞命，但李自成不为所动，训斥道：“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命左右将朱常洵拖下去重责四十大板，然后再当众处死。
据统计，从崇祯十四年到崇祯十七年间，仅被农民军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