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铭摇头：“得看各省的实际情况。因为兴修水利，或者其他原因，有些府县暂时丁少粮重，以前连赤贫无地之人也要分摊丁役。现在全部摊入田亩，丁多田少的小民反而吃亏，而丁少田多的地主更吃亏。于是乎，只要名下有田产，无论大户还是小民，都一起闹事反对。”
“当然，摊丁入亩最大的问题，还是彻底清查各地田亩。这也是闹出乱子最多的原因，必须重新制定鱼鳞册，把乱七八糟的土地归属给理清，田根（田骨）、田面（田皮）得好生捋顺。否则无数的土地纠纷官司，就能把府县官吏累得半死。”
江西反而相对简单，只要脑袋硬、胆子大，铁腕打击士绅即可！
朱铭拍拍白崇彦的肩膀：“你在河南打开局面之后，我这里就可以放心迁都了。以后，洛阳周边改为京畿，开封变成河南省会。”
“那还好。”白崇彦认识黄药师。
清代的摊丁入亩，是明代一条鞭法的延续。
其实在明代部分地区，已经有官员这样搞。即进行一条鞭法改革时，顺手把丁役钱也鞭了，当时名叫“丁随田办”、“随粮派丁”。
朱铭现在搞的摊丁入亩，却不是跟银子挂钩，也可缴纳铜钱或粮食。
另外，商贾和工匠的徭役朱铭不敢直接往田赋里摊。
这源于宋代的畸形城市化发展，导致城市化率过高。商贾和工匠的丁役钱如果摊进田赋，必然导致农民难以承受。
明清两朝则不同，由于生产力长足发展，兴起大量的城外市镇。又以一个个小镇为中心，孕育出中国独有的乡土经济模式，农民去镇上赶集就能获取生活物资。
说个数据就清楚了，南宋极盛时期的江南地区，其小镇数量只有明代的四分之一。
两宋则是失地农民，一股脑儿的往城市跑，没有形成那么多小镇。等于是明清的小镇居民，大部分成了城市居民，那城市化率能不高吗？
造成这种现象，生产力发展不足是一个原因，官府对农民压榨太狠也是一个原因。
即便朱国祥、朱铭父子，取消了大量苛捐杂税。但宋代遗留下来的重税传统，导致大明新朝的实际税收，相比历朝历代依旧很重。
白崇彦拿着一堆摊丁入亩资料，全是各省施行时的典型案例。
朱铭害怕地方官束手束脚，对于那些搞出民变的官员，只要做得不是太离谱，一律不予严重处罚，只是象征性的罚俸一两个月。然后，再寻个时机进行嘉奖。
甚至有县令派遣差役，出城抓捕闹事百姓。吓得百姓惊慌逃命，在护城河边争相过桥，落水溺死八十多人，朝廷也只是罚俸三月而已。
那个县令屁事儿没有，反而是串联闹事者，被举家发配到幽州耕种。
政治信号释放得非常明显，很多想要往上爬的官员，都莽足了劲推行摊丁入亩。
白崇彦来到洛阳，黄龟年率领官吏出城迎接。
左布政使白崇彦，右布政使黄龟年，按察使章谊，都指挥使张近，洛阳知府吕本中，还有一些参政、通判、县令等，这就是洛阳三级衙门里的官员。
章谊是章惇的同族后代，平时看似老好人一个，关键时候却能当机立断。
历史上，他因多次解决钱粮问题，被赵构提拔为户部尚书。还在苗刘兵变时提出合理建议，也懂得招商、屯田那一套，属于南宋实干派官员。
这个时空，章谊因为推行摊丁入亩得力，被朱国祥提拔为河南按察使。
张近则是在金州追随朱铭起兵的老人，担任主将时擅杀不听话的副将，严重影响他后面的正常升迁。因为作战断了一根手指，就被朱铭扔去巡检系统，多次军改之后升为河南都指挥使。
洛阳众官员，为白崇彦接风洗尘，言谈甚欢，颇为和谐。
次日，白崇彦问黄龟年：“德邵兄先来履任对河南更为熟知，哪些官员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