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但凡提到十三行，知道的人总能一口报出伍秉鉴，但却不知道十三行中的潘家远比伍家底蕴更深厚。
伍秉鉴更出名，是因为美国一本杂志将他评为那个时代的世界首富，却不知道伍家的财富加起来，根本就无法跟潘家相比。
伍家发迹主要就是三代人，第一代是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第二代是伍秉鉴的哥哥伍秉钧，等到了第四代掌门伍崇曜的时候，伍家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而潘家却比伍家从容的多，他们是积累了巨额财富后，主动退出的。
潘家发迹得说伍家之前的十三行总商潘振承，潘振承的父亲是一个普通农民，有一股子中国农民独有的吃苦耐劳精神，玩命干活养活五个儿子不说，还坚持送他们去读书。
潘振承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但受迫于家庭贫困，13岁的时候就给人当船工冒险出海，把货物贩卖到菲律宾，卖给洋人，在与洋人长期的生意往来中，潘振承学会了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英语。
借助这些优势，潘振承24岁的时候，也就是乾隆三年，在广州加入了一个福健老乡的洋行，同乡挣够了钱后，跟许多中国商人一样，带着钱财回老家买地当地主去了。潘振承此时也积攒了一笔资金，向清政府申请成立了自己的洋行，就是大名鼎鼎的同文行。
潘振承没打算挣一笔快钱就走，所以经营上一直诚实可信，得到了洋人的信赖，称他是“最可信赖的商人”，是“行商中最有信用之惟一人物”，发展到最后经常会预支给他多达十万两以上的预付款，这让潘振承的经营如虎添翼。
十年后同文行就已经成了GD最大的商行，不久乾隆下令关闭了福健、浙茳等其他地方的通商口岸，广州进入了长达八十多年的一口通商时代，也进入了潘振承的时代。
开办同文行第十八个年头，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潘振承被官府选为广州十三行商总，并在之后的39年间一直担任这一职务，不但积累了巨额财富，还在洋人面前保持了显赫的地位，法国商人在根据当时一个与潘启做过生意的法国商人在《法国杂志》上描述，潘家每年消费多达300万法郎，财产比西欧任何一个国王的地产还要多。
就像伍秉鉴有意扶持美国人一样，潘振承也有自己扶持的贸易对象，就是当时实力还很弱小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原因很简单，这是豪商层次的外交策略，潘振承不可能看到英国人一家独大，他需要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培养竞争对手，就好像后世的美国苹果等大公司，总是培养不同的供应商，让他们竞争然后自己渔利一样，商场上也将就外交策略，甚至西方的外交方法很可能就是这么发展出来的。
因为这样的关系，潘振承跟瑞典人建立了牢固的信任，甚至还参与了瑞典东印度公司的生意，在其中投入巨资。
瑞典大名鼎鼎的哥德堡号货船，最大的商品供应商就是潘振承，要知道这艘船可是瑞典举国之力打造的，瑞典国王对此寄予厚望。后来潘振承将自己的一副玻璃画像送给瑞典商人。那幅画像之后一直保留在瑞典哥德堡市博物馆里。潘振承还是第一个使用汇票跟洋人做生意的中国商人。
就是大名鼎鼎的伍家，发迹之初，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就是在潘家的商行中当伙计，学会如何跟洋人做生意的。
因此可以说伍家是在潘家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只是潘振承有一种中国商人在文化上的自卑心态，他发家之后不是培养子孙继续经商，而是一心培养有才能的子孙读书科举做官，他的儿子潘有为在乾隆年间考取进士，官至内阁中书，参与过四库全书的编纂。潘振承以此为荣，同时以自己的商人身份为耻。
潘振承死前还留下遗训，让潘家子孙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