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是被告倒的，没准皇帝是考虑到了奕欣的请求，才调用的。
但柏贵觉得自己一个封疆大吏，突然要去总理衙门整天跟一群洋人打交道，虽然地位看起来很高，什么“一切均仿照军机处办理”，但那都是虚的，谁都知道跟洋人打交道就是麻烦，清水衙门也就罢了，弄不好惹祸上身，花沙纳不就是因为这种事揪心死的，老大臣桂良一把年纪前后奔走，也没落到好，让皇帝斥责糊涂，听说现在也病倒了。洋人就如同瘟疫，谁沾谁死，这已经成了官场禁忌。
柏贵的两广总督这几年当的再不舒服，到底是封疆大吏，一年怎么的都有十万两往上走的收入，去了总理衙门有什么？所以谁都认为他是被下放了，最多是明升暗降，仕途是走到头了。
但柏贵的品级在哪里，他觉得自己去了北平，一定还是能给朱敬伦这种小县官当一下保护伞的。
所以一到北平城，在总理衙门上差，他就跟奕欣讲了朱敬伦的事情，将前因后果都说的清清楚楚，将朱敬伦在新安组织军队，对抗洋人的原因说了一遍，之前奕欣还恼恨新安这个小地方不安生，让洋人老找他麻烦，一听是当地百姓聚众数万，朱敬伦对付洋人是假，安抚百姓倒是真，他这才平息了恼恨，他也知道广東人厉害刁蛮，械斗之事时有发生，打急了眼官府都不认，更何况洋人，要是杀了洋人，那才是给朝廷惹事。
听完柏贵所说，奕欣觉得这朱敬伦也是一个人才，既然广東容不下他，何不招来总理衙门做一个帮办章京，甚至总办章京也不是不可以的。可柏贵苦心陈情，说新安这里暂时根本不能把朱敬伦调开，那地方现在换了谁去，都要惹出事端，他还建言将新安升格为州，归广府直隶，也算给朱敬伦升一个官。
奕欣表示这件事还得跟两广总督商量，显然奕欣也不想太插手地方上的事情，耆龄也不是那么好惹的，他知道广東哪里的水深着呢，耆龄一直跟恒祺是一党，都是八旗权贵。
恒祺现在也早总理衙门办差，是帮办大臣。而恒祺的堂兄弟恒福之前就是两广总督。至于耆龄本人，人家姓伊尔根觉罗氏，带觉罗的，那就是跟皇帝家是亲戚，是红带子。奕欣闲职王爷当久了，谁都不想得罪。
因此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可朱敬伦这边就难办了。
所谓树倒猢狲散，后台倒了也是一样。
眼见着登门拜访的人少了，过去登门送礼的人络绎不绝，赶都赶不完，可是突然之间就门庭冷落车马稀。
倒不是说所有人都势利，也不是那些人就那么舍不得那几个钱，而是因为趋利避害，朱敬伦得罪的人太多了。
他在新安这几年，厘局牢牢被他把持，每年一百多两百万两银子，不分给任何一个官员一毛钱，简直是罪大恶极，广東官场上早就拧成了一股倒他的势力。
但是之前柏贵坐镇两广总督，而且极需要朱敬伦这样的人帮他做事，因此完全满足了朱敬伦的要求，因为朱敬伦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制造或者渲染险情，让柏贵觉得香港的洋人从来没有安分过。
所以柏贵允许朱敬伦截留所有的厘金，甚至导致柏贵要在其他府县竭尽全力搜刮民财，用来支持劳崇光在广西的剿匪行动，以及应付几个反割地州县的钱粮减免，现在的广州城，每一家商铺都要缴纳厘金，称为商厘或者住税，每一个关卡都要设卡征税，称作关厘，或者行税，其他各府、各县也是十步一卡的搜刮。
此举不但导致了广東各地的商业萧条，更导致了来到新安的商品价格高企，大大压缩了贸易量，这就是为什么明明朱敬伦在新安的商业制度已经很完善，可是依然跟上海没法比，甚至连福州也越来越不如的原因，只能勉强维持，不能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