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3月，德国股票市场暴跌，此后股价连续下降两年多。从1890年到1891年，破产事件约1.5万起，铁路建筑规模缩减了60%。
同时也引起了一次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的危机不是首先从英国爆发，也不是从美国爆发，而是先从德国爆发，这本身就意味着德国已经站在了世界力量的制高点。
经济危机当然严重，朱敬伦也给予了关注，指示政府尽快出台各种保护措施。但他更关注的，还是政治的变化，在经济危机的阴影下，没人注意到一个老人悄悄离开了政治舞台，德国首相俾斯麦，没有赢得年轻的威廉二世皇帝的欢心，凄凉的离职了。
普法战争后的德国就如同脱缰野马一样，各种事业在欧洲都走在了前面，让人刮目相看的同时，也成了世界的明星国家。
国家势力的飞速提升，带来了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同时也让民族主义极度膨胀，这种没有历史底蕴的国家，往往容易陷入一种困境，那就是在顺境下容易过度消沉，在顺境下又容易过度狂热，缺乏一种从容平和的气度。
德国是这样，日本也是这样，不用拿德国的哲学和日本的文化说事，那个国家没有文化，非洲黑人也照样有自己的文化，这种积累不在于某些身处忧患之下哲学家的灵魂思考中，而在于成百上千年不断延续的人文情怀上。
德国和日本相对于法国和中国，所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情怀，所以他们陡然强盛，对他们来说未必是什么好事，因为他们的历史经验并没有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一个强者，他们的历史经验只有身为弱者苟延残喘的经验。
因此普法战争后的德国，在国家精神上始终都没有找到正确的车道，一直在旷野中肆意狂奔，最后跌入深渊。二战之后他们重新成为了弱者，反倒是学会了如何跟世界相处。
强大起来的德国人，越来越觉得他们应该变得更伟大，越来越不耐烦老俾斯麦那种温吞入水，慢条斯理的执政，他们越来越渴望殖民地，而他们渴望殖民地的理由却十分可笑，他们只是单纯的认为，强国就必须有殖民地，只有拥有广大的殖民地才能配得上他们的地位。
德国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特赖奇克大声疾呼：没有殖民地的德国“注定只能当二等强国”。赤道非洲探险家休贝·施莱登从传播德国文化的角度强调扩张殖民地的重要性：“德国人在数十年中有过许多发明和发现，但在很多人眼中它们却成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产物，从而使德国人的威望和文化被湮没了。”
显然德国的国民根本就没有方向，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刚刚统一起来的德国民族，显然还没有成熟。可怕的是，这种还没成熟的民族，却拥有者壮汉的力量，如果是朝鲜这种小国，哪怕再多的不合时宜的想法，比如做着一统华夏逐鹿中原的迷梦也不要紧，因为他们手里的水枪打不死人。可德国这个未成年人手里拿着的，可是真枪实弹的克虏伯军工。
俾斯麦推动了德意志的统一，然后继续长期担任这个集权制国家的首相，一方面让德国政治政策没有像总理一年一换甚至一年两换的邻居法国那样多变，却也让德国政治变得有些沉闷。
俾斯麦本就是一个沉闷的人，他不喜欢说大话，他表示自己是用最柔和的声音，推行最坚决的政策，所以他的政策即便再有效，可是缺乏一种激情，已经不再附和这个日益膨胀的国家中年轻人的胃口了。
俾斯麦推动德国统一，本就是温和政策的典范，德国统一之后，各个邦国还是各个邦国，俾斯麦声称不会让任何也德意志君主丢掉王冠。
这些邦国的君主确实没有丢到王冠，但他们手里的权力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