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势一时再难兴起。小坳附近，由华北驻屯混成旅团扩充并编的本间雅晴第27师团则接到了冈村宁次的死命令，不顾一切的朝着黄梅猛扑而去！一副不救出第6师团就埋在黄梅的架势！
随着这两个日军师团的沉寂，整个南浔线战场全都僵住了。但大战之中，这种沉寂反而叫人不安，似乎一场新的风暴就要来临。
德安西南一个小村庄里，薛岳将军正在他的第1兵团前进指挥部里心绪烦乱地踱着。步子时快时慢，有些乱。他的心里，象是有两个人在激烈地搏斗，一个喊“放人”，一个喊“不能放”。弄得他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
能让薛岳如此为难的人自然不是别人，正是最高当局。两天前，薛岳接到武汉急电，令一兵闭把74军调到长沙休整。鉴于一兵团是机动兵团，不但要阻击敌人，更要大规模地向日军反击，所以薛岳舍不得放走一兵一卒，遂回电给最高当局称：“部队调不下来。”
可最高当局似乎不死心，昨夜再次来电，说：“74军在岷山伤亡甚大，应予调下整补。”看来最高当局有些动了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这要换了别的将领，尤其那些趋炎附势或胆小怕事的人，恐怕没人敢得罪最高当局。可广东籍将领、有“老虎仔”之称的薛岳却不信这个邪。4个月前兰封之耻至今想起来还令他浑身燥热，记忆犹新。
当时，就是最高当局帮倒忙，最后桂永清的第27军搅了薛岳围歼土肥原师团的好事。可事过之后，最高当局却把责任都推到了薛岳和程潜头上，甚至挖苦他的失利“在战史上亦为千古笑柄”。
前耻犹记，薛岳自然不愿再当木偶，再受摆布。另外，他还知道最高当局关键时刻为什么这么关照俞济时，关照第74军。
俞济时能够在最高当局面前得宠，主要是有两条关键因素在起作用：一来俞济时是最高当局的浙江老乡，二来俞济时是黄埔将领。但不同于其他人的是，早年他的广东族叔俞飞鹏曾是黄埔军校的军需处长，因而能时常在最高当局面前替他说说好话，加上俞济时学习刻苦，早在黄埔时他就在最高当局脑中挂上了号。
从两次东征至黄埔毕业后几年内，正是这层特殊关系使俞济时可以紧随最高当局左右，担任侍卫。特殊的身份给俞济时带来了无形的权势和接连的破格提升，同时也给了俞济时一种勃勃野心和目空一切的骄傲。
1933年俞济时受任浙江省保安处长时，因他制定的一份计划在省府耽搁些时日，他就在省府会议上对省主席鲁涤平的亲信杨绵仲大骂道：“整编保卫团，乃委座特交事项，所拟的计划，系秉承委座的旨意，你算什么东西，胆敢从中阻挠。”说罢还嫌不解气，竟举拳向杨挥去。
俞济时公开扯虎皮拉大旗，抬出最高当局，竟使浙省主席鲁涤平，一个曾在旧中国军界有着重要影响的老军阀也奈何不得，只能长叹道：“我从军几十年，转战千里，当我身为大将时，这小子尚在襁褓中，何必与他争一日长短。哎，算了吧！”
俞济时有恃无恐，骄狂无羁。各地军、政要人谁也不愿惹这个最高当局手下的太保，这使他一时更狂。他走到哪里，与哪里的友军关系都很僵。从而导致没人感激他，没人领他的人情。
友军没人心疼他，可最高当局心疼他。南浔线两月大战，冈村宁次的淞浦、伊东师团虽死伤惨重，但中国官兵在炮火、装备都处劣势的情况下，死伤自然更重。最高当局心疼部队，可也不能任由日军一气打到武汉去。于是在两难取舍的情况下，他自然又把恩惠施给他的嫡系，施给维系他政权的支柱军队。
在最高当局的一生当中，似乎从未忘了区分嫡系部队和杂牌军，这也是他政治、军事生涯的一大特点。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