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讲述东方政治哲学的小故事。
刚刚即位的小皇帝召见自己的老师，问朝廷怎么用人。帝师想都没想，说道：“庸才做权臣，为陛下处理国事。能人做参谋，为陛下出谋划策，监督权臣。”
小皇帝很奇怪：“为什么不让能人去掌握重权大任，仅仅是做个参谋。”
帝师笑笑：“人孰能无过，权臣位高权重，庸才难免经受不了诱惑，陛下斩了也不心疼，再换一人而已，他们只要好好执行陛下和能人制定的国策就足矣。能人稀缺，若把他们放到权臣位置上，有什么过错，要么陛下损失一位人才，要么百姓认为律法不公。”
欧洲历史也有个类似情况，三十年战争期间，法国国王路易十三和他的儿子路易十四从来不让自己的心腹爱将去做财政大臣，这个位置通常都是小贵族甚至是商人出任。法国王室的包税制度实实在在地催肥了这样一批人，不过法国国王杀起来也毫不手软，什么时候觉得缺钱了，就把财政大臣抄家问罪，铁定发一笔大财。
于是有人总结出一条奇特的政治风险哲学怪论：一个有效的政治运作，不在于单纯的风险防范，而在于风险应对处理的长效和有效机制；风险通常是不可避免的，而处理风险的机制是否有效，就在于控制风险产生的成本，成本过高，注定不敢轻易处理，从而积累出更大的风险概率，由此陷入恶性循环。
这大概就是家族企业更容易崛起，但却远比股份制企业更难长久经营的关键所在。家族企业的内部风险管理通常都缺乏有效的处置机制，任人唯亲导致的一代而衰自然比比皆是。
……
1636年1月14日，周一。
每月的第二周的周一，是国会与政府内阁例行大会，更是新年度的第一次国会、内阁和军方的集体会议，商讨当前所要处理的若干重大军事和外交议题。由于临近农历新年，大会的气氛还算轻松。
历时半年的南山总督领黑人土著暴动已经被彻底镇压，超过4000名黑人俘虏“待价而沽”，侥幸逃出生天的则被迫迁徙到更远的北方或东方，南山总督领的实际控制范围扩大了好几倍。
爱尔兰战争已经进入了停战谈判的关键期，封锁泰晤士河口的军事行动获得了巨大成功。依靠锡利群岛的补给便利，就连西班牙舰队都参与了进来，大量不明情况的英格兰或荷兰商船被拦截，只要再持续一两个月，英格兰就必须低头。
至于荷兰西印度公司在巴西的入侵行动，目前已经形成了对峙。占领奥林达并南下累西腓港的荷兰雇佣军暂时被葡萄牙人抵挡住，但同样累西腓港也被荷兰西印度公司的主力舰队继续封堵着；占据费尔南多.迪诺罗尼亚岛的华美南方舰队，已经表面上占据了掐断荷兰人退路和补给线的有利位置，如今在海上也保持着和荷兰人的低强度对峙。双方就这样保持着既不宣战，也互不退让的姿态。
若干的决议在陆续表决，一声声锤声落下，但身为众议员的程大熊却次次都弃权，只是默默坐在位置上，呆呆地看着眼前桌案上的一摞文件。
有点奇怪的是，主持这么重要的国会大会的并非参议院议长包子图，而是众议院议长赵房。不光总统李萍、总理齐建军和包子图齐齐缺席，部分参议员和众议员也没在场，倒让不少人感到一丝诡异。
“怎么没精打采的？你老婆又怀孕了？”国防部长郑泉碰了下坐在身边心不在焉的国土安全部长刘云，对对方今天莫名其妙的表现感到奇怪。
只是无言的苦笑，刘云就把视线转向了远方的众议院席位，目光落在那个同样呆滞的程大熊身上。
“苏子宁，今天有点不对。”另一边，严晓松也似乎嗅到了不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