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产业项目输入，培养海南岛的新兴阶层。但你怎么解释香港岛的事？吴元一难道不知道这是为以后埋下历史祸根吗？”严晓松有点愤怒地转过身，双手插在兜里，脸色极其不悦。
“谁的祸根？”苏子宁淡淡说着。
并没有回答好友的反问，严晓松揭开衬衫纽扣，算是平复了情绪：“任长乐他们有点过分了，国家已经给他们在远东的产业经营限制做了很多调整，他们还在打香港岛的主意。这对中国历史会是多大的亵渎，他们玩过头了。”
“严晓松，还记得我们最早谈论的一个话题吗？”苏子宁并没有为任长乐等人和吴元一以及国兴集团关于“一换一”的私下协议进行辩解，反而换了个话题。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底对中国是好事，还是坏事。同样的，1644年清军入关，中国的命运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苏子宁说完，又继续从书架上拿下三本出版物，在手里轻轻把玩着，“在我看来，‘1644’和‘1840’在后世已经不是历史学课题，而是心理学课题，影响我们对这两个历史节点看法的，更多的是心态上的纠结，而不是历史本身的因果……那么请问，如果没有发生那两件事，历史就真能改变？”
“没有答案。”严晓松板着脸，回到座位上，死死地看着对面的苏子宁，“你想说服我什么？再次证明大明无可救药？”
“这不是大明政权的问题，而是整个近代东方民族步入进步瓶颈的根本问题。看看，这些是安邵清在科工委里推进的‘东方文献与艺术拯救计划’的成果。”苏子宁把手里的书本丢了过去，“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的原本，费了好大心思，不然还要等几年才能看到陈子龙的修订版……另外一本也是徐光启主导编纂的《崇祯历书》，第三本是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的初版原稿，也费了好多周折，它们算是明末文人呕心沥血的最高学术成果的代表作。”
“徐光启这么一个位高权重的大明官僚，思想这么开放的大师，也不过只做到了《农政全书》、《几何原本》和《崇祯历书》这三件大事，其中《几何原本》还没翻译完，只是个半成品。毫不客气地说，这三本在我们从小的教育中被灌输无比自豪的‘巨著’，与欧洲同时期的学术水平来比较，完全就不在一个档次。”
“《几何原本》让徐光启惊为天人，但它是什么？还是古希腊欧几里得的基础数学知识，一个曾经研究出勾股定理的民族，居然在17世纪才有机会向一个二把刀传教士请教，去翻译古希腊的基础数学，这个民族之前已经自闭到什么程度？问世后又得到了多大普及？还好，不管如何，17世纪至少出了个徐光启，否则《几何原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出现。”
“因为天相和皇帝天命紧密挂勾的缘故，从汉唐开始，这个帝国就禁止民间研究天文学。看看《崇祯历书》，一堆已经被这个时期的欧洲主流学者废弃了的‘地心说’，还在大量借鉴采用，奉为明朝天文学的最尖端学术成果。”
“站在民族自尊与自豪的角度，我们不得不拼命将这些课本里耳熟能详的东方科普书籍的价值无限拔高，拼命地让他们在近代的文明天平上看起来各有千秋、旗鼓相当。但我深深的知道，这些本质上只能算是‘复读机’的东方科普书籍，还是依然停留在‘经验主义’的层面，与千年前的古代科普读物的书写模式和思想同出一辙，毫无进步可言，与正在成型的近代科学方法论、建立基础科学理论体系的同时期欧洲书籍相比，其内涵更是差了不知道多少档次。”
“即使是在科学研究上最接近近代欧洲科学方法论的徐光启，其最大的政治影响力和成就也只能做到翻译和推广西式基础数学。一本《农政全书》，90%以上的内容还是引用古代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