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三十八章贵族与流氓
从屈原精神衰变到陶渊明精神，这是封建王朝的残暴所造成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创了屠杀‘贵族精神’的先河，残酷的现实逼使追求人格独立的精英不得不选择了自我放逐。????
自我放逐，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更是一种高贵的选择。面对腐败而残暴的政权，不愿同流合污而抽身离去，宁愿自我放逐而过贫困的生活，换取精神上的自由与人格上的尊严。
这种自我放逐，成为华夏历代不甘委身投靠的精英不得不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这是对高贵品德的固守，这是另类的贵族精神。
第三代曾国藩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建功立业的精神，追求个人品格完善的精神。
这种精神代表历史后期士大夫的精神，这种精神归功于孔孟之道的熏陶。
孔孟之道的核心是忠孝，一方面造就了士大夫忠于皇权的奴性，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士大夫个人严谨的品格。
孔孟之道个人品格修炼的核心理念是：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成为士大夫追求的三种境界。曾国藩集三种境界于一身，成为封建士大夫的精神楷模，成为中华民族近代贵族的典范。
对比屈原的追求是在不受制于既定框架之下的一种不屈的追求，而曾国藩的追求则是在既定的框架之下一种自我完善的追求。
那是因为屈原时代孔孟思想还没成为一种道，屈原的追求是在思想自由状态下的追求，所以他的追求表现出一种豪放的气度；而曾国藩的追求则处于高度的约束之下，不敢逾越雷池半步，依循孔孟之道从细微处抵达至高的境界。
对比陶渊明的追求精神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自由，宁愿自我放逐，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
陶渊明时代，虽说孔孟之道已经被推上霸主的地位，但还没有深化到民间，所以陶渊明对孔孟之道不以为然，在他的心目中，权力与孔孟之道还不如野地里的菊花，他对自然的陶醉远远超过对权力和物质的迷恋。
当孔孟之道被历代王朝强化之后，孔孟之道成为华夏人精神的主宰，
士大夫失去了人身的自由，更失去了思想的自由。所以不可能再有屈原类的贵族，也难以再有陶渊明类的贵族，唯有曾国藩类的贵族，只能在封建的体制之内建功立业，完善自我了。
三代贵族精神的变革，象征着华夏文明中贵族精神从胸怀天下到安于自保的报复，让贵族精神彻底没落。
从屈原的精神衰变到陶渊明的精神，是焚书坑儒残酷的现实，逼使他们放弃了追求卓尔不凡，而选择了自我放逐，为坚守高贵的人格，拒绝向权势委身投靠。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对权贵的蔑视，正是这种无奈与蔑视显现出他们高贵的人格精神。
从陶渊明的精神衰变到曾国蕃的精神，民族精英不得不向权势低头，走入封建体制之内追求建功立业，来完成自己对世俗权势的追求。
这种靠拢，失去了个人独立的思想与人格，但也不乏一大批在体制之内追求个人品格修炼的贵族，比如柳宗元，比如岳飞，比如文天祥。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文天祥《正义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都是传统贵族精神的突出表现，他们都是在体制之内达到完善的人格。
贵族精神的衰变，实质上削弱了贵族精神的力量，也就局限了历史上的贵族对人类文明的作为，对比欧洲的贵族，华夏后期的贵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明显大为逊色。
或者说，华夏的文艺复兴失败了，而欧洲的文艺复兴成功了，导致了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