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官拜宰执也难以服众，更不要说在军方赢得一席之地了。小越国公缺少军方的话语权，当然无法庇护那些老越国公的忠实部下，诸如像张须陀这样的中高级军官，也只能暂时待在地方上继续隐忍了。
张须陀心中的憋屈可想而知。他是弘农人，弘农的贵族都是杨氏的附庸，所以他自从军开始就追随老越国公征伐天下，这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当他终究因政治派系之间的倾扎而离开了军队，离开了他浴血厮杀的战场，离开了战绩和功勋，离开了他的理想，尤其西征、东征，如此重大的战争，他一个老军竟然成了看客，这让他更是倍感痛苦和愤懑，亦让他无比的痛恨政治和政客。
幸运的是，齐鲁叛贼蜂起，他得以“重操旧业”，也看到了重返卫府和在仕途上更进一步的希望，然而，让他饱受挫折的政治和政客就像阴魂不散的幽灵，争先恐后一般降临到了齐鲁大地，刮起了阵阵阴风，大有把他席卷而去之势，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张须陀身份地位权势实力都有限，面对一大群军政大佬，他稍有不慎就会被吞噬一净，连还手之力都没有，所以他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场剿贼之战上，只要他打赢了，击败了叛贼，稳定了齐郡，确保了水师渡海远征，他就必然能赢得圣主的褒赏。
现在张须陀对小越国公已经不抱太大期望了，试想小越国公位列中枢数年了，不但未能把手伸进军方庇护老越国公的老部下，反而在东征如此重大战争中都只能留守东都作壁上观，可见他在权力顶层中的处境远非看上去的那般光鲜。
张须陀指望不上小越国公，做为河洛工贵族集团的一员，他又不能改换门庭，所以只能自力更生了。而经过这些年的挫折，张须陀也得出一个结论，当今朝堂是改革派的天下，圣主是改革派的领袖，只要跟着改革派的思路走，中规中矩地做好改革派下达的任务，自己或许便有更进一步的可能。
基于这一结论，以及当前东都政局和齐鲁局势的现状，张须陀做出决断，就算彻底得罪了齐王杨暕，也决不冒险得罪圣主和改革派。得罪齐王杨暕大不了被关陇本土贵族打压，但得罪了圣主和改革派，不要说仕途了，恐怕连性命都危险。所以张须陀对于贾务本的告诫根本不放在心上，虽然明知自己在对待齐王杨暕这件事上做得过“火”了，必然会给自己和齐郡埋下难以预料的祸患，但前车之鉴太多了，血淋淋的教训怵目惊心，张须陀自知能力有限，一个不小心掉进皇统之争的咆哮漩涡必定是尸骨无存，还连累无数。
“明公，从当前战局来说，若能与齐王大军配合，前后夹击白发贼，必能把白发贼赶出齐郡战场，如此一来，齐郡战场上的形势，就非常有利于我们与水师联合围剿河北及齐鲁两股反贼。”
秦琼说话了，这个想法憋在他心里很久了。
秦琼对齐郡战局的看法与张须陀一致，但最后张须陀拿出的决策却与之前对战局的分析和推演距离甚远，甚至可以说是背道而驰，这导致两万将士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承担了极大风险，这与张须陀一贯的作战风格明显相悖。
水师副总管周法尚在书信中明确警告张须陀，不要盲目自信，不要妄想一吃三，能够与水师配合，吃掉两股反贼就已经很不错了。以周法尚的军事经验，在齐郡战场上的官军实力占据明显优势的情况下，为何还如此谨慎？实际上大家都心知肚明，只不过谁也不愿宣之于口。
周法尚的谨慎一方面是出于齐王杨暕有谋夺齐鲁控制权的野心，另一方面则因为水师长史崔君肃出自清河崔氏豪门，有维护山东尤其是河北利益的强烈诉求，所以当张须陀这个关陇人和周法尚这个江左人，联手剿杀河北和齐鲁反贼军的时候，谁敢保证崔君肃不会在关键时刻下黑手？
那么如何确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