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规划，但因为投资太大，并没有建设，更没有修筑城墙，当时的意见是暂用旧长安城为外郭，等到国富民强、国力昌盛了，再修筑外郭。
然而，民间财富庞大，贵族官僚和富豪们，还有佛道两教，率先在新城规划之地修建府邸庙宇，营造店铺肆市，久而久之，外郭里坊渐渐形成了规模，已经具备了最后完善的条件，但几十里长的城墙耗费太大，先帝迟迟没有决策。
先帝驾崩后，今上从构筑中土大一统的格局出发，决意迁都洛阳，这严重损害了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的根本利益，结果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阻力，但今上和改革派最终还是赢得了以老越国公杨素为首的河洛贵族集团的支持，再加上山东人和江左人的支持，今上遂在旧洛阳城的基础上修建了新城，这就是东都。
既然东都是中土的权力中心，西京的地位就下降了，大兴城的外郭建设也就无限期搁置，但关陇本土贵族集团自始至终都在抵制圣主的迁都之议，即便圣主强制迁都，强制关陇的豪门世家统统搬迁到东都，也未能阻止关陇本土贵族集团要把中土的权力中心重新搬回西京的决心。
这一次机会终于来了。第一次东征大败，不但让圣主和改革派军事上遭受重挫，在政治上也全面溃败，而圣主和改革派为了逆转劣势，决心发动第二次东征，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向朝堂上的保守势力妥协让步，以此来换取保守势力对二次东征的支持。三月初三，圣主下旨，征发关中十万男丁修筑大兴城，其政治意义非同凡响。从表面上看，这仅仅是完善大兴城的建设，完成先帝的遗愿，但此时此刻，东征至上，全部国力都要用在东征上，圣主却调拨巨额的人力物力财力修筑大兴城的外郭，目的何在？难道修筑大兴城的外郭有助于东征的胜利？显然不是，所以这一事件的政治解读只有一个，圣主和改革派在西京的政治地位上做出了让步，关陇本土贵族集团数年矢志不渝的坚持终于有了成效，不出意外的话，西京毫无悬念的战胜了东都，重新成为了中土的权力中心。
但是，迁都是国之大事，关系到国祚兴衰，任何一个君主和朝廷都不可能在数年内连续迁都，那对皇帝和朝廷的权威打击太大了，所以这一妥协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停留在权力顶层的内部，停留在某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事件上，比如盛大的国祭，一般情况下都在京师举行，如果圣主把新年国祭的地点放在西京，放在大兴城，那基本上就等同于承认了西京才是真正的国之都，是中土皇权的象征地，而东都则降格为国事处理中心，换一种说法就是代表皇权的宫城位于大兴城，而代表相权（行政权）的皇城，则位于东都。
由此引申，留守西京的代王杨侑，距离储君的位置最近，而留守东都的越王杨侗，相比较而言距离储君的位置就远了。
再深入引申一下，若二次东征胜利了，圣主和改革派逆转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劣势，那么可以预见，一旦国内外局势稳定下来，圣主和中枢的精力重新放到推进大一统改革上，朝堂上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由互相妥协让步再次发展到针锋相对甚至大打出手，这一特殊时期的政治妥协产物必定化作乌有。
所以，李子雄就此做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二次东征必定失败。”
齐王杨暕听懂了，沮丧绝望的情绪顿时有所改善。
二次东征失败，圣主和改革派再遭重创，而这一次重创真正具有致命性。中土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支持圣主年复一年的发动东征，所以二次东征如果失败了，第三次东征基本上就是自杀，相信圣主和改革派们还不至于疯狂到自杀的地步。
二次东征失败，朝堂上的保守势力就能完全战胜改革派，改革派势必要遭到一次大清洗，大一统改革将陷入停滞和倒退，但这对齐王杨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