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元寿妥协了。崔赜的计策已经得到了越王杨侗的许可，武贲郎将高都公李公挺也积极支持，更重要的是，观国公杨恭仁愿意在东都危难之刻不计后果的挺身而出，而杨恭仁是目下宗室政治集团中唯一有资格扛“大旗”的人，郑元寿无意得罪这样一位炙手可热的显贵，更不敢冒着得罪越王和宗室的风险陷荥阳郑氏于危局。
天亮了，越王杨侗召集东都留守樊子盖、越王府长史崔赜、太府卿元文都、左监门郎将独孤盛、右候卫将军郑元寿和河南赞务裴弘策，，还有刚刚从洛水前线返回报奏军情的治书侍御史韦云起，共商对策。几位政界大佬联手向卫府施压，而军方两位大佬在战事不利，京畿防线已被叛军突破的恶劣局面下，十分被动，禁卫军统帅独孤盛自觉面上无光，言辞颇为激烈，指责右骁卫将军李浑和右候卫将军郑元寿玩忽职守、处置失当，辜负了圣主的信任，应当对当前危局承担主要责任，并即刻集结卫府精锐击败叛贼，化解东都危机，稳定京畿局势。
这话听上去很“悦耳”，但实际上独孤盛摆明了就是维护军方利益。何谓承担主要责任？既然有主要责任，那就有次要责任，次要责任是什么？谁来承担次要责任？军方不检讨自己的错误，不即刻改正错误，反而推卸责任，要让几位政界大佬分担罪责，岂有此理。
樊子盖率先发难，打着越王的大旗，借着维护越王之名，严厉而坚决地痛斥卫府，把所有罪责一股脑儿全部推给了军方，并扬言要奏报圣主和行宫，要弹劾李浑和郑元寿。
军方一听就知道樊子盖迫于压力不得不向卫府让步，毕竟在东都安危这一前提下，留守东都的军政大员们利益一致，如果东都出了大事，影响到了国内稳定，影响到了二次东征，所有留守大员都要承担责任，谁也跑不掉。樊子盖之所以焦虑，原因就在如此，实际上东都如果出了大事他的责任最大，最起码证明他政治智慧不够，能力有限，没有完成自己所肩负的使命，所以樊子盖只能以向圣主和行宫隐瞒真相来换取军方的妥协，缓解双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给军方以足够的时间击败叛贼，让他们把自己捅出的“篓子”给堵上，然后各取其利皆大欢喜。
郑元寿终于松了口，愿意调整京畿西、北两个方向的卫戍部署，首先把驻防西苑卫戍慈涧道的武贲郎将李公挺部，换防到邙山，在确保京畿北部防线的情况下，适当给京畿东部防线以支援，如此一来河阳都尉府的卫戍重压就有所减轻，河阳都尉秦王杨浩就能调派更多军队卫戍永济渠，以此来缓解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方向所承受的卫戍重压，让杨玄感可以集中力量对付来自大河对岸白发贼的侵掠。接着从函谷关以西调军至西苑，随时给东都以支援。或许是为了投桃报李，也或许是为了“反制”崔赜之策，郑元寿竟罕见的接受了樊子盖的建议，把远在三百余里之外卫戍弘农宫的武贲郎将周仲，调回西苑驻防。
无人表示异议，大家的神情都很严肃，至于各人心里想什么，只有天知道了。
从崔赜的表情上看得出来，他很愤怒，很失望，郑元寿关键时刻背后“捅刀子”让他很受伤。
郑元寿把李公挺部调到邙山，照顾了越王的利益，而把周仲部调到东都城下，则是照顾了樊子盖的利益。
周仲是谁？是中土名将，著名的江左籍统帅周罗喉之子。周罗喉一代名将，却死于平定汉王杨谅的内战之中，可见江左人为了今上坐稳皇位，可谓是舍生忘死不计代价。圣主不忘周罗喉辅佐之功勋，对其子女都很“照顾”。其长子周仲因自小随父征战，功勋累累，早在周罗喉战死之前就已是卫府的护军了，也就是兵制改革后的武贲郎将，其父死后，圣主为了“照顾”他，特意将其从江左水师调到了京畿卫戍军，然后就再也没有上过战场，在武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