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实际上就是变相的支持，而太多势力保持沉默，使得这场辩论的结果渐渐明朗化。
西京留守卫文升出自中原世家，他代表的是圣主和改革派的利益，又是西京的实权人物，关键时刻他毫不犹豫地支持袁充的意见，使得这场争辩呈现出了一边倒的趋势。
代王杨侑拥有最后决策权。代表他的王府长史韦节看到形势已经明朗，再加上随着韦津的到来过去很多看不见的东西渐渐浮出水面，而东都那边的形势随着齐王杨暕兵临通济渠，其走势也逐渐清晰，原先所预想的把这场军事政变演进成皇统大战的难度已越来越大，于是韦节当机立断，代表代王杨侑做出最后决策，只要东都向西京提出“出兵”请求，则西京必定出兵东进，支援东都。
接下来就是“何时出兵”了，而这个问题分歧更大，争执更激烈。“是否出兵”当然由中央决策，可以把卫府排除在外，但“何时出兵”就必须要卫府参与决策了，且卫府的话语权非常重，如果卫府说出兵条件不具备，那这“兵”还真的出不了。
在西北军乃至西京卫戍军里，西北人是绝对的主力，西北世家在西北军方拥有无可匹敌的影响力。今日参加尚书省议事的军方高级统帅中，西京卫戍军统帅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西京禁卫军统帅监门直阁将军庞玉，西北军里负责镇戍天水、陇西和会宁三郡的右御卫将军李仁政，西北军里负责镇戍北地、安定两郡的武贲郎将令狐德润，全部都来自西北世家。剩下的西京卫戍军另一位统帅右屯卫将军柳武建出自河东豪门，京辅都尉独孤武都则出自虏姓豪门。
六位军方统帅，四位来自西北世家，由此不难看到西北世家在这次决策中的话语权之重。
西北世家包括像陇西李氏这样传承千年的豪门，其实质都是以军功崛起，以功勋延续，说白了他们都是武人，而那些以经文传承的累世簪缨的豪门世家根本就瞧不起武人，在文人眼里就是武人一个无脑匹夫，山东和江左的士族尤其瞧不起西北武人，认为西北武人就是一群粗鄙不堪的蛮夷，与大漠上茹毛饮血的北虏没啥区别。但天道无情，中土分裂四百余年后，偏偏就是这群西北匹夫一统天下，结束了中土的分裂和战乱，这让骄傲自大豪气冲天的山东和江左士族情何以堪？
一方面是文化上的正朔、高贵和骄傲，一方面是战场上的失败、践踏和耻辱，这种截然相反的残酷事实严重扭曲了士族的心灵，让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执着在嘴上和笔下一次次的“报仇雪恨”，以寻找“胜利”的快感来满足自己虚幻的自大。这使得中土的统一大业虽然辉煌灿烂，虽然在土地、政治和文化层面上“阔步前进”，但在光鲜的背后，精神上的分裂却越来越大，心灵上的裂痕不但没有愈合，反而越来越深了。
这就是关陇人和山东、江左人的矛盾根源所在，追本溯源，还是士人和武人的矛盾，而士人和武人的矛盾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就存在，在今日的关陇同样如此。在山东、江左士族的眼里，关陇人就是一群野蛮人，关中韦氏就是一个地方小贵族，是一个名不副实的“豪门”，而在关中士族眼里，西北人就是一群无脑匹夫，陇西李氏就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假豪门，虽然关中士族和西北武人互相依存，但关中的经文世家就是瞧不起西北的军功豪望，关中士族就是比西北武人高一头。这就是关中人和西北人的矛盾根源所在。
在这次决策中，西北世家就处于两难窘境。
从西北局势和西北人的利益来说，西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兵力和财力投到西北战场，要不惜代价把圣主经略西疆的胜果，也就是把通过西征所开拓的河源、西海、且末和鄯善四个边郡守住。那是一片辽阔的疆域，虽然荒凉，但它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可以直接把中土的“触角”拓展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