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八，怀远镇，东征统帅部。
宇文述接到圣主诏令，同意东征统帅部所拟“水陆并进、三路同攻”之计策；同意齐王北上扶余巡边，并切实承担起敦促安东大军攻打平壤之重任；另外行宫暂停北平临渝，至于行宫是否于攻击开始前抵达怀远，圣主是否亲自指挥大军强渡辽水，则只字未提。
从这份诏令中看得出来，圣主和中枢对东征统帅部做出了让步，对齐王亦做出了妥协，但圣主很生气，中枢很不满，对第三次东征更是不甚乐观，所以圣主犹豫了，对御驾亲征亦无自信，于是停下了前进脚步，踌躇观望。
宇文述颇感忐忑，急召郭荣、李景、薛世雄和崔弘升，一则宣达诏令，二则就行宫暂停临渝一事，从政治军事上做出评估，以裨补阙漏，保证统帅部正确领会圣主和中枢的真实意图，不至于让此事影响乃至危害到第三次东征之结果。
攻击日期日趋临近，郭、李、薛、崔四位大将军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一个个忙得团团转，突然接到宇文述的急召令，知道事关重大，遂放下手头要事，快马加鞭、风驰电挚赶回统帅部。
宇文述也是忙得焦头烂额，没有空闲，直到四位大将军都来了，这才出面接待。先是拿出圣主诏令请四位大将军过目，然后把自己对诏令内容的理解、心中所产生的疑虑，以及对此事的初步评估，和盘托出。
四位大将军神情凝重，集体沉默。
齐王北上扶余会合安东大军，与东征统帅部紧急调整攻击之策，看上去互为因果，实则两者之间并无紧密联系，这一点统帅部的五大将军一清二楚，而圣主和中枢亦是眼睛雪亮，看得很通透。
也就是说，即便齐王没有北上扶余会合安东大军，东征统帅部也要调整攻击之策，原因很简单，从政治上来说，圣主和中枢借助东征来打击和削弱安东乃在情理之中，但从军事上来说，此举带来的不确定变数太多，风险太大，一旦矛盾激化，必然爆发冲突，自相残杀还是危害小的，怕就怕安东大军临阵倒戈，到那时不但第三次东征要以惨败而收场，就连刚刚并入中土版图的安东地区也得而复失，拱手还给了突厥人，由此导致中土在内外两个战场上一败涂地，而这个恶果是致命的，尤其在南北战争即将爆发的不利局面下，中土必将遭遇空前危机，中土统一大业岌岌可危。
如此严重罪责谁来承担？圣主当然不会承担，中枢也不会整体请辞，最后只能由打了败仗的卫府来承担，由宇文述、郭荣、李景、薛世雄、崔弘升等卫府武卫大将军和十几万卫府将士来承担，而大家拼死拼活，既流血又流泪，最后还要背负千古骂名遗臭万年，这让浴血奋战、舍生忘死、马革裹尸的中土将士情何以堪？
第一次东征失败及失败后的清算，对卫府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可承受的血淋淋的教训，同样的错误岂能再犯？就算宇文述对圣主忠心耿耿，言听计从，但卫府不是他宇文述一个人的卫府，十几万卫府将士也不是他一个人的私军，所以宇文述不敢也不能再重蹈覆辙了，毕竟失败的结果是一损俱损，满盘皆输，于圣主于卫府于国祚于中土均无半分好处，所以宇文述为了第三次东征的胜利，为了卫府和将士们的荣耀，哪怕得罪了圣主，激怒了中枢，也绝不会赔上卫府十几万将士们的生命和国祚安全、中土利益了。
此事对卫府来说行得正做得直，理直气壮，但对圣主和中枢来说，则是被卫府狠狠打了一巴掌，打得颜面无存，好在有齐王及时出面做了一下挡箭牌，不至于被卫府打得鼻青脸肿，打得反目成仇。
但这种事摆在明面上没办法说，说不出口，圣主和中枢重臣们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好把矛头对准齐王，以此来掩饰自己的尴尬和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