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截然不同，仅仅五天时间就销售出十万册，市场需求依然无法满足，依然要再增刊十万册，这样的情况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称得上是期刊界的一个奇迹。
这样的成绩怎么能不引起一些人的嫉妒呢？
更何况这创刊号的《阅读》杂志上登的一些文章更是行走在思想意识界的交叉处，怎么可能不引起争议呢？
八十年代的中国，出去普普通通的大众不说，整个文学界、思想界、评论界甚至政府和中央的态度都是曲折的、反复的，中央政府的含糊不清，左右彷徨让思想界、评论界像是暴风雨中的小船一样，时而向左飘，时而向右飘。这种左右摇摆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的中后期才真正的平静下来。
所以恶意的或者是纯粹意识上不认同的人开始起针对《阅读》杂志，攻击浩浩荡荡的汹涌而来。
其实半年前随着戈文的那两篇关于个人生命价值观的评论尘埃落定，中国的思想界和理论界已经承认了个人生命价值观已经慢慢的接受了人道主义。可是以往几十年历史的拘束和惯性，以及那隐形的却无处不在的压抑的保守势力依然是思想界和评论界的主流。
关于《阅读》的批判和攻击依然集中在李洪林的《阅读无禁区》以及戈文的《乡村教师》上。
《阅读》编辑部为了打响品牌，所以这创刊期上的所有文章都是编辑们邀稿才选登上的，能被刊登上杂志，这文章的作者绝非一般作家。
《阅读无禁区》的作者李洪林此时正是中央宣传部的理论副局长，他之前有数年时间的工作就是专门给毛泽东同志买书，是跟着毛泽东学习了几年的一个同志。按理说他的文章应该在理论上没有任何的问题，可就是这样，依然有大量的读者来信以及思想界和评论界的反对者反对。
反对《阅读无禁区》这篇文章的人大多是担心如果敞开了阅读的话，那在没有人把关的情况下，思想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会不会被垃圾文学污染？更有人直言如果“无禁区”，“封资修”将从此占领我们的文化舞台。
而关于戈文这篇《乡村教师》则相对的要简单多了。
因为《乡村教师》的文学性、艺术性和可读性，文学界几乎都保持了沉默；而《乡村教师》中所宣传的反对愚昧、追求奉献和知识改变命运的积极主题也让那些一直都叫嚣着“科幻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商品化文学”“科幻是散布怀疑和不信任的文学”的评论界人士哑口无言。
所以除了极个别的评论界小丑们在叽叽喳喳的吵闹之外，只有一些科学界的专业人士站了出来，在其他报纸刊物上对《阅读》刊登科幻小说这种行为表达了自己的愤慨，他们认为科幻这个坏东西一点都不严谨，是科学的敌人。
舆论的攻击和反对还只是个小事情，如果单是这样的话，土长申绝对会无所畏惧的，可是他很快的就接到了有关部门的电话，还好《阅读》编辑部早在老领导的安排下改到了上海，不然恐怕就不仅仅是电话了，就是找上门谈话也不是不可能。
在中国的媒体上有一个很奇怪的词汇——有关部门，不知多少报道、通讯中会出现这个词：
有关部门前来视察……有关部门领导提出xx意见……
打给土长申的有关部门其实并不算是外人，这个打来电话的人是人民出版社的大领导身边的一个小秘书。
说起来大家还是一个单位的同事，也曾见过面。
可是就是这个秘书在电话里批评了土长申一顿，丝毫没想到，单论行政级别的话，土长申并不比他低。
唯一差的，或许就是土长申是三联书店出来的人，而他是人民出版社的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