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勇这辈子又不准备在体制内打拼，这种事情谁也知道能不碰就不碰。只是他的“愤青”脾气发作，不同于这个年代的愤青，李华勇应该属于后世的那种“网络愤青”，因此当他面对这些同龄人，尤其这些人未来可能都是“同行”，于是他答应来参加这个座谈会，并配合校方意图和学生们做起了“思想工作”。
李华勇并没有说这年代的事，他一句都没有说。他从头到尾都在说梁思成先生和他所处的那个年代。为什么这样呢？要知道说起崇洋媚外，除了如今这个年代比较严重以外，梁先生所处的那个年代同样严重。
甚至从某种角度说，他那个年代的情况还跟严重。毕竟包括废除中医，甚至包括废除汉字，可都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提出来的。
而作为建筑界公认的大师级人物，成长与那个年代的梁思成先生，李华勇认为说他的事，对现实依然有指导意义。
时间过得很快，座谈会也接近尾声，到了最后，李华勇的一个问题引起众人思考。
“在咱们国家近现代建筑学家中，有公认的“中国建筑四杰”，他们就是梁思成先生、杨廷宝先生、童寯先生和刘敦桢先生。这些建筑学大师，他们个个才华横溢，学贯中西，是他们开创了中国现代建筑创作先河，推动了中国建筑史发展，甚至有人说，中国建筑四杰，这应该算是中国建筑史的巅峰了，我这样说大家应该没有异议吧？”
见众人点头，李华勇抛出了他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这四位大师应该都算是民国人物，因为他们的学习，成长，甚至创作的黄金期都是在民国年代。我这就有点奇怪了，按说论各种条件，无论是外部环境或内部条件，民国应该都比不上现在的，可为什么在他们之后，咱们国家却很少再出现新的建筑大师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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