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体总不应改”；一切有违中国国体礼仪之事，可以不举行的一概不举行。
这些训令没有能够约束住蒲安臣。总理衙门建议使团不要将国书直接递给西方国家政府首脑，以免他们反过来要求直接递国书给清朝皇帝，但蒲安臣一到美国，就接受了约翰逊总统的接见，亲递国书；总理衙门训令回避西方礼仪，使团在递交国书的过程中，则完全依照西方的鞠躬、握手之礼而行。此后，在前往英、法、瑞、丹、荷、普、俄等国时，使团一律采用了西方礼节。
因为蒲安臣是外国人的缘故，随行历练的中国官员志刚和孙家谷倒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丢脸的地方。志刚在日记里写道“礼从宜，使从俗，亦礼也。”也许是耳濡目染之效，蒲安臣1870年2月病逝后，使团继续前往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继续使用西方外交礼仪鞠躬觐见各国君主、递交国书。
在后世的某种特殊、扭曲的历史观下的对蒲安臣及使团的性质描述中，蒲安臣是“多年来凭其狡狯伎俩骗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竟认为这个美国侵略分子是‘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因而是十分恰当的人选。”
“赫德在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到总理衙门，极力表示赞同。于是就在美英侵略分子合谋怂恿下，清政府竟委派蒲安臣为‘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出使各国。……这样组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使团。”
事实上蒲安臣使团出使取得的成果很大，和美国签订的《蒲安臣条约》是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所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美国在条约中保证不干涉清廷内政，还涉及保护华侨、自由移民、宗教信仰自由等条款。尤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在条约签订之后，随即外交知悉欧美各国，表示美国将不承认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意图和态度，并要求美国驻欧洲的各国公使协助蒲安臣使团顺利完成此次出访。蒲安臣使团随后访问英国，迫使英国政府公开承认武力威胁中国地方政府行为欠妥（即“扬州教案”）。1869年11月，使团抵达柏林，受到了普鲁士方面“最正式、最壮观的接待”。1870年1月，蒲安臣与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举行了正式会晤。会晤的结果，是俾斯麦表态：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使团得到了英美等国的广泛支持，而德国需要与这些国家保持良好关系。俾斯麦说：“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清帝国需要一个得到尊重、具有权威和力量的中央政府。”这既是对清廷统治合法性的认可，也是对中国主权国家地位的承认。1870年2月，使团抵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半个月后，得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接见。2月18日，蒲安臣突然病倒，多方诊治均不见好转。“病势日加，犹日阅新闻纸，以俄国之事为忧。盖蒲使长于海面商政，而至俄国，则与中国毗连陆地将万数千里，而又各处情形办法非一，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语未当，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急，致病势有加无已。”2月23日，蒲安臣病逝于中国钦差大使任上。清廷对蒲安臣的贡献给予了肯定，并且予以了正式褒奖。
宝鋆将这一才过去不久的事例搬出来，果然一下子便堵住了倭仁和宋晋的嘴。
“此次遣使去法，为的是两国交好，然若以道贺为名，似有不妥，前番蒲使出行，以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为名，此次出使，不妨以答谢法主前番送归国宝为名前往，委以办理交涉事务大臣之职，既不忤法主诚邀，又可保全国家体面。”宝鋆说出了自己的建议。
“此议甚好。”帘子后面传来了一个威严的女声，“就这么办吧。”
听到宝鋆竟然说出这样一个建议，而且得到了皇太后的同意，倭仁、宋晋等保守大臣的脸上都现出了忿忿之色，但却不敢再发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