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人。
如本朝初学者班彪,并不认为太祖高皇帝刘邦夺取天下是群雄逐鹿、优胜劣汰的结果,而是认为刘氏拥有天命,所以他在《王命论》中写道:“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以为适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
这种天命论,不是个例,而是自上而下,有意宣传洗脑民众思想,最终成为社会常态,成为统治者有效统治天下的神器。所谓“朕即天命”,便是如此,于统治者而言,什么有利于自己统治,当然就选择什么宣传。
而这一点,不止是大汉如此,即使后世,也依旧盛行。如南朝名士沈约,在得天下的问题上,为了巩固门阀士族以及皇权统治的根基,亦推崇天命说,反对逐鹿说,其在《宋书·符瑞志》中说道:“夫体睿穷几,含灵独秀,谓之圣人,所以能君四海而役万物……力争之徒,至以逐鹿方之,乱臣贼子,所以多于世也。夫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
甚至直到晚唐时期,屡试不第的杜光庭,为了仕途还借助《虬髯客传》这样的传奇故事来强调天命,反对草昧英雄,希望借此为官,比如该传奇故事的末尾说道:“乃知真人之兴也,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谬思乱者,乃螳臂之拒走轮耳。我皇家垂福万叶,岂虚然哉。”
以上种种,皆表明了天命说对百姓的影响的深远,即使后来汉末乱世,诸侯皆有实力,然敢称帝者,唯袁术而已,其余之人,就连曹操,在其弹下“文王操”时,心中估计也在想着所谓天命不在我而已。
而就像张角,此番他率领太平道起义,所用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在一开始,就用了天命说,他说了天命到了要变的时候,这才能获得绝大多数信奉太平道的信徒的认可。这也是伏泉在和皇甫嵩建议,迁徙所俘虏的黄巾蛾贼去塞外,要重新进行思想教育的原因,因为不将他们的天命重新变回大汉,他们想改变天命的思想,依旧会成为隐形的祸根。
天命论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自然也不是一时一刻可以形成的,从西周早期,周公就提出“敬天保民”之言,一变商代的“敬神”而为“敬德”,使中国政治向现实性和理性转变,到至圣先师孔子,更是“敬鬼神而远之”,因此容易给大家一种儒家思想与宗教、鬼神毫无关系的错觉,甚至被当作文化优越性来大肆宣扬。
实际上在专制皇权面前,理性比神性更加不堪一击,神性还能令皇帝有所敬畏,理性能否对皇帝形成制约则要看皇帝的心情。
早期儒家与上古神学其实密不可分,孔子虽然不怎么谈鬼神,但并没有否认鬼神的存在,相反他还相信麒麟降世会带来太平,并且因为好不容易出现的瑞兽麒麟被人打死,精神受到巨大打击,从此搁笔不作,不久便与世长辞,即所谓“绝笔于获麟”。
到了前汉董仲舒时,儒学糅合了道家、阴阳家思想,认为上天是有意志的,并且会对人间的事做出反应,具体怎样反应是一门学问,叫做“谶纬之学”。这一点,一下子就获得了汉武帝的认可,因为他的思想,极大的附和统治者的统治,甚至有了之后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而后汉建国,光武帝得谶纬之力甚多,之后历代皇帝也都对谶纬加以发展,最终建立了一整套的儒家神学体系,甚至连东南西北中五方神祇是谁都一一规定好了,班固的《白虎通义》便一一解释。
当然,不止如此,为了更加巩固天命论,自汉以来,就不断依照儒家典籍,将社会实际事物改变,从而更符合天命论的传播。比如《尚书》等儒家典籍中的语句就成为带有神圣性的教义,前汉甚至曾经根据《尚书》、《周礼》的辞句把九州改为十一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