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七月，先是韩卓被何进辟为大将军掾，不久孔伷被袁隗（wěi）辟为司徒掾，这时，孔伷才告诉孔邑接下来的安排便是去雒阳、入太学。
太学之名始于西周，西周之前称成均、东序、右学、上痒等，前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武皇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于长安立太学，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学生）五十名，后来不断扩招，到王莽当政时有学生一万人。到了我朝，光武皇帝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立雒阳太学，之后顺帝扩建太学，建成两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再到质帝、桓帝，太学生增加到三万余人，一时盛极。
后来随着“清议”之风渐起，太学生不再埋头读经，也开始关心时事，出现过两次较大规模的请愿。第一次是在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因惩治宦官势力而被治罪，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支持朱穆，迫使桓帝赦免朱穆；第二次是在桓帝延熹五年（公元162年），议郎皇甫规拒绝贿赂宦官，受到诬陷，被以严刑治罪，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又诣阙讼之，桓帝于是赦免了皇甫规【1】。之后党锢之祸起，不少太学生受到牵连，及至熹平元年（公元172年），因朱雀阙出现“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公卿皆尸禄，无忠言者”字样，千余太学生被司隶校尉段熲收捕下狱，从此太学生“清议”之风渐息。
东汉太学虽然对学生来源有如下规定：“六百石俸秩以上官员，皆可遣子受业；郡国所举高材明经者，亦有国家所试明经下第者；郡国学明经五十以上、七十以下的耆（qí）儒，经地方选送可入太学”，但是执行起来并不严格。孔邑出身名门，又为韩卓弟子，自然有入太学的资格，同时被孔伷推荐入太学的还有宋敏、孔勖等人，都是孔伷看重的门生，而王兰、刘儁等几人则选择了游学颍川。如今正值黄巾之乱，陈留至雒阳又路途遥远，为防群盗，孔伷扩充了家兵，以来异为统领，霍弥副之，刘绩、田戎被选为孔邑亲卫，追随孔邑左右。来异本来因军功被任命为郡兵军司马，不过为了报答孔伷的知遇之恩，还是选择留在孔家。七月初八，韩卓一家和卫臻等十几个韩卓的门生抵达陈留，然后两边汇合一处往雒阳而去。
雒阳，即洛阳，因在洛水北岸而得名，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曰阴。西周初，周公筑成周城于洛邑，东周时称洛阳，秦为三川郡，前朝高祖初定都洛阳，后迁往关中，到了我朝，光武皇帝定都洛阳后，因为汉崇火德，而“洛”字中有水，不利于火，于是光武皇帝改“洛”为“雒”，从此称雒阳。雒阳作为全国的中心，驰道驿路，其直如矢，无远不达。孔伷、韩卓一行人从陈留出发，经中牟、荥阳、成皋、巩县、偃师，在十几天之后终于赶到“门开三道”的雒阳东郭（外城）门。穿过东郭门，往西行一里便是阳渠，阳渠上建有七里桥，因距离雒阳上东门七里而得名，而过了七里桥，便是雒阳的东郭区。
正所谓“大都无城”，雒阳城外东、南、西都有较大的郭区，而并无城垣相围，东郭区是从东城墙至阳渠（七里桥），南郭区是从南城墙至洛水，西郭区是从西城墙到张方沟（张方桥、夕阳亭）。大部分平民都居于城外，而且雒阳三市之中的南市、马市也分别处在南郭区、东郭区。雒阳城墙以土夯筑，周长约合三十一里，共有城门十二座，东面三门，自北向南依次为上东门、中东门、望京门（旄门）；南面四门，自东向西为开阳门、平城门、小苑门、津门；西面三门，由南向北为广阳门、雍门、上西门；北面两门，由西向东为夏门、谷门。十二座城门统一由城门校尉管辖，每门设侯一人，负责看守城门事务。
雒阳城墙以内的部分称为内城或皇城，因城墙南北长九里，东西宽六里，故亦称“九六城”。城内有南宫、北宫，中间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