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很快就把抚恤金消耗的一干二净，家里的环境越来越困难，为了给婆婆治病，祥嫂把结婚时唯一的嫁妆，一对银镯子卖给了矿上一个要娶媳妇的工人，可这只是杯水车薪，家里毕竟缺少了一个主要劳动力。
在矿区，寡妇改嫁是很容易的，即使带着孩子，女人毕竟是稀罕物，精力充沛的汉子们有着无限的需求，甚至可以不需要语堂改姓。但祥嫂并不想抛下婆婆跟语堂，提出的要求是带着婆婆孩子一起改嫁。
养孩子并不需要太大的开销，可是治病，在二十一世界的今天，也不是普通人能承受起的，更何况是生活的底层，慢慢的，矿上没有人上门提亲了。
祥嫂二十九岁那年，生活终于有了一丝转机。婆婆在祥嫂无微不至的关心下，半身不遂已经好多了，不光可以拄着拐杖走动，还可以做一些缝缝补补的小事，贴补一些家用。
祥嫂又辞掉了矿上的工作，每天早上给老人家准备好饭菜，把儿子托给邻居照顾，徒步二十多公里，去城里的做服务员，饭店是包吃住的，但祥嫂放心不下婆婆跟孩子，每天都是披着星星出门，披着星星回家。
祥嫂在城里的饭店打工，工资虽然不高，但后厨经常有些剩菜可以带回来，让家里的饭桌多一些荤腥。
转眼，小语堂到了上学的年纪，祥嫂不想让小语堂走祥叔的老路，就想把语堂送去城里读书，可一个问题，就横在了祥嫂的面前，小学并没有寄宿，要读书，小语堂就要每天跟祥嫂一样，走二十多公里。祥嫂心疼孩子，但住在城里，就不能每天回去照顾婆婆。
一边是祥叔留在世上最后血脉的未来，一边是对自己视若己出的患病婆婆，祥嫂又一次站在了十里路口。
命运并不会给你太多时间去犹豫，她往往会帮你选定一个最冰冷的结果。
祥嫂的婆婆没有读过一天书却有着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美德——善良，身体的病恙并未影响她的善良，从患病到儿子走后这两年，老人家知道是自己拖累了祥嫂，在某个秋天的晚上，祥嫂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冰冷的炕上只有一个半旧的漆盒和一张纸，纸上歪歪扭扭的写着三个字“我走了”，婆婆一辈子留在世间唯一的三个字。半旧的漆盒里放着祥嫂卖掉的那对银镯子和一把毛票，不知道婆婆用了什么方法赎了回来。祥嫂看着这些东西，抱着当时7岁的儿子大哭了一场。
这些年的苦难，这些年的坚持，随着婆婆的离开，让祥嫂终于崩溃了，祥嫂想到了死，祥嫂把绳子挂到屋梁上的时候，看到了正在炕上睡觉的语堂，又大哭了一场，剪断了绳子。安葬了跳井自杀的婆婆，把祥叔的房子用板子订上门，祥嫂带着语堂离开了矿区，去了城里。
城里人并不都是铁石心肠精于算计的，至少祥嫂的老板，就是一个例外。
打工店的老板第一次见到小语堂就认了干儿子，还跟祥嫂提过，愿意资助语堂读书，同时语堂可以跟祥嫂一起住在员工宿舍，当时祥嫂担心婆婆，没有答应，现在婆婆已走，祥嫂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语堂身上。。
苦难到最后总会结束，然而祥嫂可能是跳出这个定理的那个人，小语堂升初中的那一年，饭店老板跟老板娘回家过年，开车客车超速冲出护栏坠崖，偌大的产业就此烟消云散，祥嫂又一次触摸到了人生的低谷。
好在初中已经可以住校了，祥嫂安顿好语堂，跟着一个小姐妹，带着最后的三百块钱和一对银镯子来到了北京。
在经历了各种黑职介后，祥嫂看着兜里还剩的一张毛爷爷，一咬牙就在荒地小广场这里创业了，开始只是挎着筐子卖馒头，后来慢慢的，有了推车，支起了摊子，又弄了个棚子，靠着干净量足口味好，祥嫂就这么扎根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