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医家,在很多方面而言,都算是比较全面,而且是基础相对扎实。
但是有一点,可以说是医家学派的弱点,那就是对于传染病体系的研究不足之处。
医家对于传染病的态度,在某个意义上可以说是躲避不及,这也许跟医家对传染病的认识不足有着很直接的关系。
当然,这种传染病的范畴太大了一些,就好比是在中国古代的伤寒,往往会跟重感冒混为一谈。
而在这方面而言,在张仲景写出《伤寒杂病论》之前,古代是没有系统应对这种病症的治疗手段,往往会让患者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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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杂病论》是公元3世纪初,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凝聚毕生心血,写就《伤寒杂病论》一书。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该书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
公元219年,张仲景去世。失去了作者的庇护,《伤寒杂病论》开始了它在人世间的旅行。当时,书籍的传播只能靠一份份手抄,流传开来十分艰难。不久,原书亡失。
到了晋朝,《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第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这位名叫王叔和的太医令在偶然的机会中见到了这本书。书已是断简残章,王叔和读着这本断断续续的奇书,兴奋难耐。利用太医令的身份,他全力搜集《伤寒杂病论》的各种抄本,并最终找全了关于伤寒的部分,并加以整理,命名为《伤寒论》。《伤寒论》著论22篇,记述了397条治法,载方113首,总计5万余字,但《伤寒杂病论》中杂病部分没了踪迹。王叔和的功劳,用清代名医徐大椿的话说,就是“苟无叔和,焉有此书”。
王叔和与张仲景的渊源颇深,不但为他整理了医书,还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关于张仲景的文字记载。王叔和在《脉经》序里说:“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之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
之后,该书逐渐在民间流传,并受到医家推崇。南北朝名医陶弘景曾说:“惟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可以想像,这部奠基性、高峰性的著作让人认识了它的著作者,并把著作者推向医圣的崇高地位。
张仲景去世800年后的宋代,是《伤寒杂病论》焕发青春的一个朝代。宋仁宗时,一个名叫王洙的翰林学士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发现了一本“蠹简”,被虫蛀了的竹简,书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论》。
这本书一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似,另一部分,是论述杂病的。后来,名医林亿、孙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订《伤寒论》时,将之与《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对照,知为仲景所著,乃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金匮要略》共计25篇,载方262首。至此,《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几个关键人物全部出场了。
在历史发展到张嘉师原来所在的世界之后,《伤寒杂病论》成书近2000年的时间里,一直拥有很强的生命力,它被公认为中国医学方书的鼻祖,并被学术界誉为讲究辨证论治而又自成一家的最有影响的临床经典著作。书中所列药方,大都配伍精当,有不少已经现代科学证实,后世医家按法施用,每能取得很好疗效。历史上曾有四五百位学者对其理论方药进行探索,留下了近千种专著、专论,从而形成了中医学术史上甚为辉煌独特的伤寒学派。据统计,截至2002年,光是为研究《伤寒杂病论》而出版的书就近2000种。
《伤寒杂病论》不仅成为我国历代医家必读之书,而且还广泛流传到海外,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特别在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到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在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