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师权的人物。
商汤死后，伊尹历经外丙、仲壬，又做了汤王长孙太甲的师保。传说，太甲不遵守商汤的大政方针，为了教育太甲，伊尹将太甲安置在特定的教育环境中——成汤墓葬之地桐宫，他本人与诸大臣代为执政，史称共和执政，并著《伊训》《肆命》《徂后》等训词，讲述如何为政，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以及如何继承成汤的法度等问题。在伊尹创设的特定教育环境中，太甲守桐宫三年，追思成汤的功业自怨自艾，深刻反省，“处仁迁义”，学习伊尹的训词，逐渐认识了自己的过错，悔过反善。当太甲有了改恶从善的表现后，伊尹便适时亲自到桐宫迎接他，并将王权交给他，自己仍继续当太甲的辅佐。在伊尹的耐心教育下，太甲复位后“勤政修德”，继承成汤之政，果然有了良好的表现。商朝的政治又出现了清明的局面。《史记》称“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于是伊尹又作《太甲》三篇，《咸有一德》一篇褒扬太甲。太甲终成有为之君，被其后代尊称为“大宗”。
就魏国跟秦国在公元前225年的巨大差距，一个信陵君跟一个伊尹能够做到什么？
……
在水淹大梁当中，有一点是很有意思的，那就是大梁城当时与黄河并不搭边，后人看着地图，看到了黄河流经开封，就很理所当然的认为秦军同时也掘开了黄河的堤坝。
然而……
当其时的黄河并不流经大梁。
黄河在公元前4世纪（战国中叶）以前，上限大致始于新石器时代的流域是有所记载的。
当时黄河下游流经河北平原，在渤海湾西岸入海，因两岸未筑堤防，河道极不稳定。据文献记载，黄河曾往返更迭多次流经的有《禹贡》、《山海经》和《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三道。前二道在河北平原偏西，沿太行山麓北流，《山经》大河下游大致走今雄县、霸县一线，至今天津市区附近入海；《禹贡》大河下游在深县与《山经》大河别流，穿过今河北平原中部，于青县以东入海；而《汉志》大河则离开了太行山东麓，经豫东北、鲁西北、冀东南，东北至黄骅县境入海。上述三河道在战国中期以前或迭为主次，或同时存在，而以流经《汉志》大河为常见。
在古代，“河”即为黄河的专称。据《汉志》、《水经注》记载，河北平原上被称为“河”的水道达10余条，均可能为黄河某次决流改徙后的故道。
后世总结这一时期的黄河下游因堤防未筑，河道无所约束，漫流改徙无定，或时出现多股河道并存的局面。到战国中期，下游两岸全面筑堤，河道开始固定，即《汉志》河水和《水经注》大河故渎。
公元前4世纪～公元初年（战国中期至西汉末年）。战国中期黄河下游地区人口稀少，初筑堤防时，两岸堤距宽达50汉里(1汉里相当现今414米)，大溜（水流主泓）得在堤内游荡，河道蓄洪能力较强，不易发生决口。
以后生齿日繁，在大堤内河槽两旁淤出的大片滩地上进行了垦殖，修筑民埝以自卫，远者距水数里，近者仅数百步。遂使河床迫束，河身多曲，淤高迅速，险情迭出。西汉末年今河南浚县境内河道，“河水高于平地”，显然已成悬河。
这是秦汉以来黄河中游地区水土流失加剧的结果。西汉一代河患严重，仅见于文献记载的就有10次较大规模的决溢改道。其时北决多形成汊道，曾出现过的有屯氏河、张甲河、鸣犊河等，起过一定的分洪作用。而东南决口则往往夺泗淮入海，豫东、淮北平原灾害尤为严重。
如公元前132年河水在东郡濮阳瓠子口（今河南濮阳县西南）决，东南夺泗、淮入海，洪水泛滥16郡境，相当今豫东、鲁西南、淮北、苏北等广大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