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为阿拉伯文。
阿维森纳（公元980-1037）等人对于翻译盖仑的著作和发展阿拉伯医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把盖仑学说提升为“盖仑主义”，成为医学的教条，他的著作成为医学教材。
公元11世纪，阿拉伯医学传入欧洲，使盖仑著作的阿拉伯文版本与其希腊文原著重逢，并被译为拉丁文，成为这个大陆的医学经典和医学教科书，其统治地位一直维持到17世纪，历时千余年。
努顿这位研究盖仑及其学说的著名学者在其《逻辑、学问和实验的医学》：“Logic，learningand-experimental-medicine”一文中，对这个时代的“盖仑主义”的教条主义者们进行了批评，他说：“因此，盖仑被转变为‘盖仑主义’，简化为摘要、选项和指南，却删除了他的探索、怀疑和实践经验，只强调教条主义的方面。（仅仅）重复他的解剖学结论，而不谈他的（解剖）方法。”
尤有甚者，由于盖仑的解剖学和生理学具有显著的“目的论”特色，因为他认为人体的各种解剖构造和生理功能都是“大自然”有目的地创造和安排的，所谓的“大自然不做徒劳无功的事情”（The-Nature-does-nothing-invain.）。同时，又在其著作中把“大自然”人格化，使用“她”作为“大自然”的代词。这一切完全符合“上帝造人”的教义，因此得到教廷的鼎力支持，被尊为“医学教皇”，并且像保卫《圣经》一样保卫他的著作，任何人不得发表违背盖仑学说的言论。塞维图斯（1509-1553年）由于发表了血液从右心室进入左心室必须通过肺的言论，违反了盖仑的主张，因而被教廷烧死在火刑柱上。
盖仑，这位被教廷和自己的狂热信徒们塑造的“巨人”，在“文艺复兴”时代（开始于1453年土耳其占领君士但丁堡，即伊斯坦布尔时），受到两个后生的挑战。
第一位挑战者是帕多瓦大学年轻的外科和解剖学教授维萨留（1514-1564年），他有幸在一位法官的支持下，获得囚犯的尸体，进行解剖，从而发现了与盖仑的动物解剖的不同之处。他用溶解的蜡注入各种动物的脑室，制作脑室模型，进行比较，并没有发现多大差别，不足以说明动物之间在智力水平上的悬殊差异。
相反，他却发现高等动物的大脑的相对体积和重量都大得多，从而否定了盖仑的“灵气学说”和异网-脑室中心论。他把这些发现和结论写入《论人体的脑白体》“On-Corpora-Fabrica”，请自己的老师，顽固的盖仑主义者希尔威乌斯为该书写《序言》时，却遭到了严厉的训斥。
而在人体解剖方面，因为在罗马人统治的时期，人体解剖是严格禁止的，这一点即使是当其时的盖伦已经成为罗马人的宫廷医师都无法忽视这一点。所以在很多方面而言，将人体解剖学的发展错误归咎于盖伦身上，是很无理的想法。
但是毫无疑问，盖伦是一个伟大的医术大师，他还对植物，动物和矿物的药用价值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在他的药物学著作中记载了植物药540种，动物药物180种，矿物药物100种，在药物的研究上也卓有成效。
而后世认为，盖伦的最重要成就是他建立了血液的运动理论和对三种灵魂学说的发展。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非罗劳斯认为人体具有三种灵魂，即（一）生长灵魂，这是人、动物和植物所共有的，在人体它位于脐部；(二）动物灵魂，这是人和动物所共有的，它位于心脏、主管感觉和运动；(三）理性灵性灵魂，这只有人才具备，位于脑部，主管智慧。亚里士多德则分别称这三种灵魂为生殖灵魂、感觉灵魂及理性灵魂。植物只有生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