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功臣家为奴。清律还扩大连坐范围，对于奸党、交结近侍、反狱、邪教诸项，都有连坐。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在一定区域实施保甲制度，也以戒严令、行政命令规定连坐办法。
连坐制度所打击的是与犯罪有一定社会关系的人，是定罪而不是刑罚，因此可称此项法律制度为“关系法”历史中注重亲疏，嫡庶关系的宗法制是封建法制所要维护的主要社会关系，连坐制度与宗法制度相伴整个封建文明始终，共同调整维护了几千年的社会秩序。社会总是在不断的淘汰中进步，而专惩人情罚关系的连坐制度具有如此持久的生命力，这本身说明其具有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进步合理的一面，那么这些是如何体现的呢？
战国时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制分》：“是故夫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则使相窥奈何？日：盖里相坐而已，禁尚有连于已者，理不得不相窥，唯恐不得免、有奸心者不令得志，窥者多矣。如此，则慎已窥彼，发奸之密，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株连刑，如此则奸类发矣，奸不容细，私告任坐使然也。”
这段阐释将“人人自危，户户自保”彼此监督的连坐制度的分化瓦解作用揭露无遗。连坐制度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华夏民族单一的农业生产资料的经济特点决定了其安土重迁，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依赖血缘维系的封闭生存方式，其教育环境也相对独立封闭。
这从许多边远乡村十里不同音，隔村不同俗，一村一姓的遗风中尚可见的一斑，而连坐实际上是对这一封闭教育形式的批判和瓦解，是基于帝王统治利益而对宗法制社会关系所作的调整和规范，使宗族社会统一于王法之下，用禁尚有连，造成宗族社会中人人自危自保，人人执法的法治形势，客观上起到促进普法，统一法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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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认为，法，广义上是社会生存发展规律的总结，是“民轨”而相应的处罚是社会生存发展所面临的危机的模拟，其本质就是教育，在“东渐于海、西被流沙”的这块土上，有着长江，黄河两大河流的滋养，民朴物丰，除水旱两灾外，其它的大规模自然灾害少发，造物主各啬了他的巨大毁灭力，整个社会所面临的不是天灾，而是由局部灾害所促动的人祸——战争、整个社会并没有因整体的危机而凝聚在一起，共同面对社会与自然两个世界。
从而发展社会教育生产力与自然物质生产力的整体创新力、而只是停留在治人者食人，治于人者食于人的上智下愚的社会教育与物质生产的对立，停留在人治人，人养人的力人经济形态，封建法制中，固有的利益相对，连坐制与宗族制的矛盾也正是这一社会形态的意识反映，刑罚也体现出以暴制暴的战争恐怖主义特点，以刑去刑，重刑主义，残酷的肉刑、流放边塞、充军作奴等，都是具体体现。
族刑连坐制的废除，是清末法律变革运动的成果之一，这与当时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清庭终于在1905年正式宣布废除连作制。至此，族刑连坐制度正式在法律上被废止了。不过，这种废止是有极大保留的。这种保留，深刻反映了统治者对这一古老制度的恋恋不舍之心，而一旦有必要、有可能，统治者也会毫不犹豫地重新拾起这柄锈蚀的屠刀杀向人民。
对中国这个素以保持对传统的自信与自诩为满足的国度而言，要真正彻底革除陈规陋习并非一纸明文所能完成，尤其是对那些可以为暴君和暴政服务的陈规陋习而言，更是如此。所以，像族刑连坐这类极富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惩罚手段，很自然地为某些暴政的制造者所缅怀是不足为奇的。这也使我们对族刑连坐在现代社会的沉渣泛起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