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变动的，这种变动的原则根据，主要是时宜性。郑玄注：“中春，阴阳交，以成昬礼，顺天时也”；“重天时，权许之也”。贾公彦疏：“云‘于是时’，谓是仲春时。此月既是娶女之月，若有父母不娶不嫁之者，自相奔就，亦不禁之。但‘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以当礼乃可得为配。郑云‘权许之’，其实非正礼也。”贾疏以为仲春允许男女私奔，乃属非礼、或非正礼。
其实，《周礼》将这一条列入“周礼”，将其作为“中春之月令会男女”的补充规定，意味着“于是时也奔者不禁”本身也是一种礼、即一种制度规范。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所谓“权”，《孟子?离娄上》有这个诠释：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这番议论其实有更深刻的意义：礼并不是根本的原则，根本的是仁与义。
贾疏谈到：“夫权之为道，所以济变事也，有时乎然，有时乎不然，反经而善，是谓权道也。故权云为量，或轻或重，随物而变者也。”这是不错的，但还不够透彻。其实，权之为宜，也就是义；据此，礼是可以突破、另行制定的。
制定“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这条规范的缘由，注疏谈到两点：一是“仲春之月”亦即“娶女之月”，这是具体的时令条件；二是“若有父母不娶不嫁之者”，这是具体的实际情况，其实还涉及到一个更大的时宜条件，就是时代问题。当时宗族的人口繁衍是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因此，“仲春之月奔者不禁”其实是当时的一种“自然法”，即是一种礼俗。
《周礼》一整套社会制度规范，就是以这样的正义原则（正当性原则、适宜性原则）为根据而设计而建构起来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