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封建国家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告缗是对商贾隐瞒资产、逃避税收的惩罚措施，兼具保障算缗和剥夺商贾的特殊意义。最初提出这个办法的是御史大夫张汤，元狩四年曾颁布了推行法令。但由于当时的大农令颜异不赞成此事，所以未能认真贯彻执行。
汉高祖建立西汉后，对商人采取抑制政策，对其征收算缗，但具体征收方法现已无考。汉惠帝、吕后当政时期，这一政策被废弃。
汉武帝即位后，中央政府开支增加，遂在张汤、桑弘羊等人推动下，恢复算缗制度。元狩四年，汉武帝下令“初算缗钱”，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须缴纳120钱作为财产税，如果是经营自己手工作品，则每四千钱缴纳120钱；同时，对非三老、北部边境地区的骑士之外的私人运输工具也征收财产税，普通人一部车缴纳120钱，商人缴纳240钱，五丈以上的船只每艘也须缴纳120钱。由于大部分商人对此规定并不合作，不久汉武帝又下令告缗，鼓励平民互相揭发偷税行为，以偷漏税款的一半作为赏赐额。
其后，东晋及南朝诸朝代对商品交易征收百分之四的交易税，唐朝政治家杜佑也认为是算缗一类。
而一般而言，算缗在民间的收取如下：
平民车1辆征税1算，商人加倍，船五丈以上也征税1算。对商人和高利贷者，按交易额或贷款额征税；每二缗（2000钱）征一算，税率6%；对手工业者，按其出售产品的价值征税，每4000钱（4缗）征1算，税率3%。隐瞒不报或呈报不实者，除没收辑钱外，并罚戍边一年。有揭发者，奖给所没资产的一半。公元前110年，算缗政策停止执行。
元鼎三年，桑弘羊出任大农丞一年后，在汉武帝的大力支持下，算缗告缗迅速在全国展开，尤其杨可所主持的告缗更是雷厉风行。到元鼎六年宣布告缗停止，前后仅仅三年的时间，告缗便取得了巨大成效。政府得到以数亿计的财物，成千上万的奴婢；没收的田地，大县数千顷，小县百余顷，还有很多房屋。中等以上的工商业者纷纷破产，而政府的国库却充实起来，再加上盐铁的收益，有力地支援了汉武帝的对外战争。
假民公田，即国家把一部分公田（官田）以租借的名义分给丧失土地的农民，然后向他们征收相当于田租的“假税”，是安抚内地流民的一项举措。在桑弘羊的领导下，大大扩充了租借于民的公田数量。
除了大农所掌管的公田、原有荒地和兴修水利增加的溉田，还增加了算缗告缗时没收贵族、官吏犯罪和商贾的田产，并开放部分园池和苑囿的土地租借给贫民。
假民公田的实施，使相当一部分丧失土地的农民又重新得到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使得大批流民得以自食其力，缓和了由于土地兼并所激化的阶级矛盾；另一方面，也使内地许多荒地得到开垦，从而扩大了全国的垦田面积。还使许多流民不再成为国家救助的对象，不仅节省了开支，还为国家恢复和增加了税源。
汉武帝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后，为了巩固边防，从根本上解决边防军的粮食供应问题，沿袭西汉前期的民屯政策，继续大规模地执行汉文帝时晁错提出的移民实边策略。为了进一步巩固内地军事要塞，武帝时又开发出军屯。
元鼎六年，又派吏卒五、六万人到今甘肃永登一带屯戍，接着不断扩大到上郡、西河，及新建的武威、张掖、敦煌、酒泉四郡，人数增加到六十万人。
在桑弘羊的谋划和组织下，这次大规模的军屯活动得到了圆满成功。多达六十万人的屯田卒一边从事于农业生产，一边肩负着边塞保卫任务，为保证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发挥出了安置流民、开发西北边疆、减少军费开支和巩固边防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