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新茔的标准有二，一是距祖坟不宜太远：恐离祖墓太远，子孙祭扫时“顾其近宗而遗其远祖，失水源木本之义”；二是风水要好，必须是堪舆家认定的“吉地”。最后选定的新茔地在昌平州东，距祖坟三十五里，便于岁时祭祀，子孙省视，且地方偏僻，价值不昂。
新茔地共十一顷四十八亩八分三厘，其中阴宅占地五十三亩三分三厘，阳宅占地五十七亩，家庙安云观占地十一亩九分三厘。以六顷作为看坟人的赡养田，其余部分招人耕种。在上述茔地中，有六顷余是戴全德用俸银购买的，另外有五顷官田，则是遵例用比它多三倍的自置地交换的。在设置新茔的同时还拨出通州大兴庄地十三顷六十九亩，立为祭田。
按清制：“官员人等坟茔不能容葬者，准其兑换官地为茔”。兑换条件，一是必须按一比三的比例，即“每官地一亩给地三亩，准其兑换”，二是交换后的土地收益要高出原来的土地。这成为八旗官员置换官地为茔地的通例。
而有关交换事件不仅载在碑文，也屡见于档案记载：乾隆十年，正白旗满洲工部员外郎清福向内务府会计司呈称：用自置东直门外驼方营道南地五十亩、孙河马连店地一顷，换取驼方营道北内务府奉宸苑所属花匠郑名荣名下当差地五十地，作为茔地。征得郑名荣亦同意后，会计司以清福所请符合“凡更换坟地者，每官地一亩，给地三亩交换”之例，准其更换地亩，并移咨正白旗满洲都统、奉宸院，派人带领双方当事人将更换地亩互相明白指交，记入各自档案。
乾隆年间，清政府鉴于畿辅地方大批旗地被民人典买，严重影响旗人生计，先后四次回赎“民典”旗地18，976顷。一些旗人将回赎的旗地作为茔地、祭田，以期永久保存。
丰升额之妻赵佳氏《祭田碑记》说：乾隆八年（1743），朝廷特赐阿里衮滦州地二十四顷七十亩、土房十二间半。阿里衮历官外任，家务荒疏，竟被原业主盗典于民人。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始经查出，遵奉部文，代交典价五百两，赎回管业。
四十五年因聘福晋奁费无资，将此地指借官银二千两，每岁息银三百两。后因息银拖欠，四房公议，将此地归于长房，听其售价，以缴官项，立结存照。赵佳氏念及丈夫丰升额已逝，家业凋零，囊无余物，又不愿将此地委之他姓，遂将旧存钗钿衣服全行质售，始得了结二千三百两的官债。
阿里衮，钮祜禄氏，满洲正白旗人，乾隆朝历仕总管内务府大臣、湖广、两广等处总督，领侍卫内大臣等要职。乾隆三十四年缅甸之役卒于军，谥襄壮，祀贤良祠。后追加封号为果毅继勇公。他有子四人，即赵佳氏碑文中提到的“四房”，长房即赵佳氏之夫丰升额，以下三房依次为倭兴额、色克精额、布彦达赉。丰升额袭封一等公，擢领侍卫内大臣、署兵部尚书。四十一年平定金川立大功，加封一等子，以其弟布彦达赉袭爵。四十二年卒，赐太子太保，谥诚武。
丰升额死后，家境衰落，赵佳氏为了保住赎回的祭田，不得不将旧存钗钿衣服全行质售，才算了结官债。可见，即便是世家大族，要长久保有祖辈留下的茔地、祭田，也并非易事。这正是赵佳氏立祭田碑的用意所在。
随着农业生产力提高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明代定额租普遍发展，到清代，定额租在地租形态中逐步占居统治地位。中华民国时期，据1934年22省879县调查材料，实物定额租占50.7%，货币定额租占21.2%。
遗留地，指祖先分产时预留的公共用地，其来源实际是多种多样的，既有老圈地、置买地、置换地，也有回赎地。在大家族中，若干家支族通常保留一块祖遗的公有茔地和祭田，祭田的收益用于维护祖坟和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