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过境贸易而拼死抵抗，历经十余年，结果仅打通了从成都到洱海地区的道路，官方使者未能超过大理至保山一带，只能通过各部族、印度作中介与大夏商人间接贸易。
在缅甸南部伊洛瓦底江下游地区，公元前后已有孟人居住。当时印度人把这一地区称为“苏瓦纳布米”，意即“黄金地”。
人们以为印度人进入缅甸，只限于沿海区域及缅甸中部平原地带，唯据4世纪的华阳国志，印度人亦曾沿雷多一带山区，越过森林山以而进入缅北之通道，深入缅北中缅边境，因此，缅甸受印度文化之熏陶很深。
正如西方学者所说令人惊奇的是，从公元初午就与中国发生密切商业和外交联系的缅甸在文化方而受中国之影响却是无足轻重的。其实这是中国和印度的文化活动对缅甸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的结果。
中南半岛城邦国的发展和海上丝绸之路有关，所处城邦都在这条路线上这样才滋生了扶南国；缅甸的城邦国家则是在印度到中国西南蜀身毒道上形成的是为骠国。古典时代一直到中世纪初，中南半岛大国尊循的是商业立国而商业离不开航线和商路。这两条路线的疏远导致两个先兴起的国家没有竞争的必要，而地形和早期技术的限制的隔绝又导致了两个国家没有竞争的可能。
最后，中心地区.与边远地区的关系是一种松散的“曼茶罗”关系。这种政治结构是种内聚力程度很低的松散结构。
一种观点认为，“东南亚早期的政治版图是从史前时期定居人群的网状组织发展而来的，并且在历史记载中呈现一种部分重迭的曼荼罗或王圈的拼揍的状况。在每一个曼荼罗内，有一个国王，具有神和宇宙的权威。他宣称自己的权威凌驾于王国内名义上降服于他的盟友及封臣的其他统治者之上。”
“王圈理论”在内涵上有两个基本要点：一是在宗教方面，统治者分享神的权威，通过宗教仪式使自己神圣化，吸引追随者；二是在政治方面，“王圈”代表了在一个无固定边界的地理区域内的一种特殊的、不稳定的政治状况，“王圈”内众多权力中心靠私人依附关系而结成一张“政治效忠网”。在这种情形下，最高统治者的实际角色“不是独裁者，而是可影响和能保持和平并能动员许多不同集团(邦国)的斡旋者”。因此，“王圈”统治者的行政控制权常常仅限于他直接影响下的领土。这使得“王圈”中央王权的政治影响很少能够长期持续，常伴随精神权威和政治权力的转移而发生变化，从而引起政治空间的不断重组。”
东汉时，可能有中国人经此道至印度者。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有东离国，都沙奇城，在大竺东南3000里，列城数十，皆称王，后为大月氏所征服。车离即乔萨罗国，在今印度科罗曼德尔沿岸。
《魏略》说此国一名礼惟特、一名沛隶王。沛隶是古代居住在恒河三角洲北方的奔那人。其南方为孟加人，汉代文献中写作盘起，《魏略?西戌传》称盘越国，又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相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古称高达--孟加。
高达泛指三角洲巴吉拉提河两岸直到海滨的广大地区，相当于孟加拉南部地区。此地除了西北丝路南道越葱岭，经贵霜至天竺，转向东南恒河流域入海口可至，中国西南地区的商人大概也有经缅道而至者。
中亚、西亚的商人也可以从开伯尔山口进入印度河谷，越过山口后，就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以及平原之上的几百个小邦国，之后货物由西南夷中转商翻过中缅山区运送进入巴蜀。
若从东汉的益州(东汉时治所在四川雒县，中平中移毛绵竹，兴平中又移至成都)出发，南行折西，经今大理过澜沧江，到永昌郡，西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