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历来是重视牛甚于马匹的，而且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中原地区所产的马匹其数量、质量均难及北方游牧地区。解决之道，就是建立可以动用国家资源力量，具备有效的管理制度，能够采取较为先进的养马技术的国家养马场。史书上的苑马、群牧所，都是国家养马场。它由国家划出指定的区域，投入专门经费，培育马种，饲养、训练马匹，最后将马调配给军队使用。
国家养马场有专职机构负责管理，管理者通常是国家直接任命的高级官员。这种国家形式的养马，其实自战国时代就已经出现，在西汉初年趋于完善。景帝二年“始造苑马以广用”，武帝“为伐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可见，国家养马场的策略是行之有效的，此后在我国历史上长期不衰，逐渐发展，成为历朝马政的重要内容。
有了良马，还要有训练有素的骑士。汉朝军队非常善于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兵员，三河、颖川、沛郡、淮阳、汝南、巴蜀等多山地诸郡可选材官之士;江淮以南多水泽之地可选楼船之士;而“天水、陇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此地之民自是选拔精锐骑兵的上上之选。即使是通过精挑细选得来的兵员，仍然要接受严格的训练。晃错曾上书言:“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与金鼓之指相失，此不习勒卒之过也，百不当十”。
由马上而得天下的汉朝统治阶级，对乌合之众不可能打赢战争这一点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规定“非教士不得从征”，“教士”者，张晏注日:“士不素习不得应召”，所以说，汉朝应征兵员都经过了严格的训练，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数十年的休养生息，使得西汉国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同时也训练出了强大的军队。西汉的国家战略逐渐由防御转向进攻，骑兵，这支汉朝军事力量中最为精锐的部队，在战略反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早在汉文帝三年的一次军事行动中，就“发边吏骑八万五千…，遣承相颖阴侯灌婴击匈奴”，这时的汉军骑兵已经初成气候，光边境骑兵就有八万之众。
而当汉武帝执政后，汉朝向匈奴发动了长期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汉军骑兵当仁不让成为进攻的先锋。汉武帝元兴二年公元前133年，西汉王朝设下马邑之谋:“汉伏兵车骑材官三十余万匿马邑旁谷中”，汉军骑兵参与了西汉战略反攻的序幕。
但是匈奴人并非是败于汉军骑兵之手，而是更多地是被汉军相当成熟的兵种混合阵型所击败。
骑兵在西汉的历次战争中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西汉王朝的骑兵，诞生于烽火连天的楚汉战争。时为汉王的刘邦率部与以项羽为首的楚军逐鹿中原。项羽魔下的楚军以骑兵为主，其作战特点是集中精锐兵力，强攻以速战速决。以步兵为主的汉军不是机动灵活、攻击力强大的楚军的对手。在公元前2以年的彭城大战中，“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项王闻之……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
经此大败，刘汉集团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在骑兵建设上的严重不足。亡羊补牢，犹未晚也，于是“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乃拜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击楚骑于荣阳东，大破之”。初尝胜果的刘邦更加重视骑兵了，他不但注重己方骑兵的装备和训练，并且对敌方骑兵的关注也大为提高了。同年秋，刘邦命令韩信、曹参、灌婴攻魏国。战前询问敌情，刘邦先问大将名，其次就问骑兵将领，再次才问步兵将领名。可见在刘邦心目中，骑兵的位置已经在步兵之前了。
不过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