鄞县属于宁波府，山地多平地少土地贫瘠，有着众多活不下去的百姓或者违禁出海，或者避入四明山区为匪。
而按照江西这种制度，根本就不会再有跨州连县的大乡绅，因为即便是江西活下来的乡绅，要想继续拥有以往的田地，必须提供以往的地契证明，而根据朝廷的制度，一个举人最多能有400亩的免税田，进士最多可以有2000亩，超过了这个数目便是非法。而在以往，哪怕投献到士绅们名下的田地数目太多，官府们也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既得利益者，根本不会为难乡绅们。
可是现在却不同，历经战乱的江西，士绅们的力量降到了最低，齐王府的力量到了顶峰。你说这些田地是你的，哪怕你有田契在，而按照朝廷制度，你一个举人只能拥有400亩的免税田，超出这400亩的田地你先把往年的田税补上再说，偷税漏税必须得到惩罚，再惩罚个两三倍，光是补缴惩罚的足以让一个士绅倾家荡产！
一开始还有乡绅仗着自己的功名以及朝中当高官的家人硬顶，可是现在的府县官员却不是进士出身了，胥吏们还好说，对乡绅们有本能的畏惧，可丘八们却不同，他们只听齐王府的号令，说抄家便抄家丝毫不含糊。
而随着第一批乡绅被抄家查出之后，其他的乡绅也都老实了起来，一个个忍着心痛吐出来了自己霸占的田地。而没了田地，自然养不起太多的仆役丫鬟，没落下去也就是一两年的事情。所以，只要江西现在的政策能够持续下去，用不了几年，士绅们在江西的存在感会被虚弱到极限。
而官府陡然间增加了上千万亩需要缴纳田税的耕地，便是每亩只收一斗粮食，每年也增加百万担的税粮！当然，官府的税收不止一斗。
而多出来的田地，一部分被赏赐给立功的士兵们，其他的则招募无地的百姓耕种，征收税粮一律按照三成，再加上人头税也就是四成的样子，这已经比往昔的负担渐少了一半，所以才有邻省的百姓纷纷来投。
当然江西的新政严重损害了士绅们的利益，也导致了朝堂上愈演愈烈的争斗。对自己土地被官府夺占，出身江西的官员拿不到能摆在台面上的理由，便只能攻击齐王以及江西巡抚违反祖制不该让胥吏丘八当官。而其他官员也生怕陈越会把这种制度在其他省份施行，开始了联合进行抵制，才有了封驳事件。
想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张煌言只能喟然长叹，江西制度的优越性显而易见，官府的控制了不仅极大的加强，朝廷的税收也必然大为增加，这样的制度却受到了文官们的集体抵制，谁在为公，谁在谋私？已经不需要多说！
当然，这种制度施行起来太过艰难，在经过战乱的江西尚可，根本无法推行到其他地方，因为其他地方的阻力远大于江西。哪怕是齐王现在正在得势，正如日中天！
两百多年的科举制度造就了士绅们在大明根深蒂固的势力，并非一个人能够轻易掀起，除非那个人真的拥有翻天覆地的力量，可以把所有士绅都打到连根拔起。而现在的齐王陈越并不具备这种能力，否则面对给事中们的封驳他不会妥协。
在江西转了一大圈之后，张煌言对江西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了解，这才起身离开了江西，乘船顺江而下赶往南京，距离科举开考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而就在这时，朝廷又发生了一件大事，直接影响到了张煌言的科考，进而影响了他一生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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