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是作家的多愁善感还是生理事实呢？许多医学观察似乎证实了第二种假设，认为被割下后的头在某段时间里确实有可能仍有意识。
在德国，早在1803年，布雷斯洛的一位医生，文德博士与他的几十个同行一起对一个名叫特雷的犯人的头做了试验。
他写道：“伊林和汉尼什两位外科医生陪着我，为了方便我做研究，他们轮流将头拎着……受刑者的脸部表情很安详，眼睛张开着，很亮，嘴闭着……我很快地将手指朝他的眼睛伸过去，我看到这可怜的人的头试着要自卫，他将眼皮合上了……当伊林博士把他的头朝向太阳时，我看到那只被阳光照到的眼睛闭上了……”他的眼睛张开着，很亮“为了验证听觉器官是否还在发生作用，我在他的耳边大声叫了两次：‘特雷，特雷……’每叫一声，正在合上的眼睛又张开了，并朝向发出叫声的地方，嘴巴也张开了好几次……我们中有人认为这一切行为都表明是他为说话而做的真正的努力……试验持续了一分三十秒。”
文德的试验更让人相信著名学者萨米埃尔·托马斯·佐默林的断言。他认为假如给
割下的头接个肺，那头就会说话。佐默林本人也做过所谓的“给予割下的头的刺激”的实验。他写道：“我用一根套针探查断开的脊髓，受刑者抽搐了一下，闭上了眼睛，用力咬紧牙关，而颌部肌肉往眼睑方向上升……他的脸部表情很令人害怕，几个助手叫了起来‘他活着’，而我也相信了，也叫了一声。”这一时期，在德国，也做了许多这方面的试验，被称为“对头的独立生存问题的研究”。
在普鲁斯，每次行刑时都能看到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冲向被割下了的头。因此，1804年3月，出台了弗雷德里克·纪尧姆三世的一条法令，禁止“任何对被斩首的人的身体的试验”。
20世纪初，许多科学家在有关断头台的问题上意见分歧很大。
一些科学家认为，断头台是所有死刑中最人道的，因为没有脑部血管提供的血的压力，人就不会有“知觉”，而对这种压力即使做一些微不足道的改变，也足以让人失去知觉。
犯人的知觉在铡刀砍断脖子的血管时就消失了，甚至在器官被切断的有关信息传到意识的中枢中心前已失去了知觉。
另一些科学家认为，即使血液循环被打乱，脑部的作用仍在进行，因此，当头被割下时，作用仍然在持续。
这种结论是做了许多观察后才得出的，十分令人震惊。这意味着当头与身体分离时，头仍有知觉，而断头台则是一种最可怕的死刑装置。1905年在蒙彼利埃，傅利尤博士和一位名叫朗吉约的犯人在其受刑前达成一致，在叫到他的名字时，被割下的头用低下和抬起眼睑三次作为回答。
博利尤博士在《人类犯罪档案》中写道：“头被放在颈背，因此，就像报上写的那样，我不必用手拿着。我甚至不用碰到它……“斩首后，犯人的眼皮和嘴唇立即表示了抗议，这样持续了五六秒……我等了几秒钟，抽搐结束了，脸放松了，眼皮在眼球上合拢了一半，这样只看到白色的角膜，完全跟临死的或刚死的人一样。
“然后，我大叫一声：‘朗吉约！’我看到眼皮慢慢地有规律地抬了起来，就像生活中被叫醒的人的眼皮那样，抬得很清楚、很正常。接着朗吉约的眼睛盯着我看，这不是一种暗淡、茫然的眼光，而是一双活生生的眼睛，不容置疑地盯着。几秒钟后，眼睛又慢慢地、有规律地闭上了。“我又叫一声。眼睛重又慢慢地睁开，没有抽搐，两只眼睛盯着我，目光比第一次更锐利。然后，又闭上了……
“我又试了一次，没有任何反应……一共持续了二十五到三十秒钟。”
博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