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官进京，素来讲究“多带银子多带人”，这是几百年来的规矩。多带银子是为了从军机到六部小京官，略略扯得上寅、年、乡、世谊的，都要致送红包，多带人是估计到待决的大事甚多，临时必有好些奏折文牍要办。纵是作为封疆大吏有着“天下第一督”的李鸿章自然也不例外，甚至花费更要甚于旁人。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李鸿章甚至不愿意进京——进京花费太大，且不说进京官船前后十几船的花费，便是这致送红包，每次没有四五万两压根撑不住，一年若是进个三四次京，单是这笔花费便不下二三十万两。
可有旨意召见，却又不能不见，进京第一件要办的大事，就是陛见。依照定制，进了崇文门先驰往宫门请安。李鸿章穿的自是行装，但一路八抬大轿，缓缓而来，并无半点风尘之色，簇新的宝蓝贡缎长袍，外罩御赐的黄马褂，头上双眼花翎的貂檐暖帽，衬着他那清癯的身材，红润的气色和白多黑少的须眉，望之真如神仙中人。
但在心里头，李鸿章却犯着嘀咕，原因无他——京中风云际会之时，做了这么些年的疆臣，他又焉不知趋利避害，可旨意来了，又焉能不来。
而在私下里，他的心里同样压着团不满，这不满倒不是针对旁人，而是府中诸人，过去虽说知道几十年来，府中众中利益早就是盘根错节，不容外人涉足，但他却没想到，那些人竟然短视到，宁可将他原本有意大用，却又有些顾虑的唐浩然往外推去，亦不愿意其入府。
这阵子，盛宣怀差人打着他的名义，在京中活动着，试图将唐浩然外放出去，他不是不知道，可却也只能装作看不到，毕竟盛宣怀为他操持了这么些年的洋务，他害怕唐浩然来了会取代他的位置。虽说心恼，可有些事情只能佯装不知，这府中之事便是他这个做幕主的，有时候也只能装聋作哑。
而真正让他心神不宁的却还是——“新政”，这才是他最担心的地方。
一方面，办了这么些年的洋务，心知大清国早都到了非行新政不可的时候了，另一方面，李鸿章却对于新政的不看好，这倒不是因为唐浩然，便是让他自己主持新政，他能想到的人选，依然还是唐浩然，若换了其它人，反倒没什么把握，其虽说年青，可却极为稳健，而不像一般读书人只是空谈和满腔热血，没有政治谋略和经验，也缺乏起码的手腕。
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了解光绪这个人。做臣子的对于皇上不好直接评价。可读了那么多史书，做了那么多年的官，李鸿章却深知，在大清国，帝王本身对于国家的前途太重要。甚至可以说，国家命脉系于一人之身。可这个被系于一身的皇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迂腐而懦弱，意志薄弱，神经过敏，他的人品、才干、意志力等，都谈不上能担当大任，更谈不上扭转乾坤。
对这一点，洞察人情的李鸿章岂能不明白呢？
而最为重要的是，在新政这件事上，太后的心思到现在还是如同那海底针似的，让人琢磨不透，这才是最紧要的，至于其它反倒不重要了。
正是怀揣着这般复杂的心态，李鸿章来到了京城，等着太后的召见。
疆臣入觐，未曾见驾以前，照例不会客亦不拜客，所以宫门请了安，随即回贤良寺行辕，早早歇息。半夜里起身，扎束停当，进宫不过卯正时分。醇王已经派了人在东华门守候，招呼到内务府朝房，开了醇王专用的一间房子，请他休息。
刚坐定下来，只听门外有人问道：
“李中堂的请安折子递了没有？”
一听是醇王的声音，李鸿章急忙起身往外迎，自恭王倒下后，他便一直笼络醇王，以图拉近两者的关系，尤其是在翁常熟步步进逼的情况下，醇王这边甚至成了他在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