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淮，亦不得不于行政上授予实权，于是这朝中的满汉官员比例亦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是地方，在发捻之前，各省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军政长官大部分是满旗官员，实权操于中央，而战后因西北回乱、西南回乱等各地乱起不断，朝廷为平定匪乱，只好任用湘淮将领充任督抚等地方军政长官，长久以来，许多权力早不在中枢，而在地方督抚之手。
而在过去二十余年间，地方督抚的权力不断扩大，早已逐步集军、政、财、外交大权于一身，成为地方权臣，这“外重内轻之轻”实已形成，甚至呈尾大不掉之势，他们一方面被朝廷视为柱石，凡重大决策常以他们的意见为取舍，言行举措甚至直接影响朝政大局。
李鸿章自己作镇北洋二十年，早为中外瞩忘，声出政府之上，政府亦为倚为重，至于两江的刘坤一、湖广的张之洞等其它总督，虽声忘虽赶不上李鸿章这般显赫，但却亦因其地位显重，多年来借口种种把持地方，操持地方成“外重内轻”之局。
而“外重内轻”的国朝时局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地方趋向以及同中枢的分庭抗争，同治初年，中枢尚能以战败逃跑的罪名处死何桂清，光绪初年朝廷尚能借杨乃武案来弹压湘军体系的势力，进而罢免流放官员。可是现在督抚纵是公然抗命朝廷，矫旨不遵，朝廷对大家也不能“稍加谴责”，更谈不上给予处分。
不过虽是如此，但各地总督却从未跋扈到不遵朝命，就如同对言官弹劾以及对朝廷中枢的忌惮一般，这一方面固然是实力有限，而最重要的是什么？恐怕就是因为千百年来，中国以“伦理道德”为立国之本，忠君卫道的思想底线以及个人的谨小慎微，可在内心深处，深知朝廷满汉之别的地方督抚又焉不知朝廷对他们的防范之心，所以对于督抚而言，他们需要做的只是千方百计的维持某种平衡。
而现在唐浩然却打破了这种平衡，用一招“八督议政”，搅动了国朝的国局，无论是对于朝廷中枢亦或是地方汉臣疆吏而言，大家都没有了退路。
“大人，如果不抓住机会的话，平定唐子然叛乱之时，即是我等汉臣疆吏被鸟尽弓藏之日！”
作为李鸿章的心腹，周馥在道出这句话的时候，心中带着一丝忧虑，当年若的曾文正公再稍“跋扈”一些，其又岂会落得那步田地。
有时候一些事情总需要有人带头，毕竟这世间想当君子的人太多，现在唐子然去做了“小人”，自然也是中堂大人等人出面“保全国事”的时候了，不过这如何保全的恐怕就再也不能由朝廷作主了。
汉臣被鸟尽弓藏，如果搁在百年多前，纵是朝廷这么干，大家伙也没有办法，可现在却不同，对于执掌地方多年的众多汉臣而言，无论是他们自己亦或是门下幕僚，恐怕都不愿意拱手让步权力，正如同身为直隶布政使的周馥一般，至少现在他压根就没考虑过把权力拱手让予某个“满官”。
周馥是如此，其它人更是如此，人们为了悍卫盘中的“肥肉”，总是会迸发出超人想象的毅力，在周馥打破这大签押房内的静寂之后，一时间这堂内顿时热闹起来，你一言我一语的说道着，游说着李鸿章，而出人意料的是李鸿章却是沉默不语，他焉能不知众人心底的想法，更何况纵是他自己，亦不愿如老师那般甘心拱手让权。
“大人，张香涛张大人托我给您带来句话，非我等不臣，而是方今之世，非变革不能图存，朝中满臣旧吏多年牵绊，以至我地方办起事来，束手束脚全不能为用，若非如此昨日之铁路，又岂至今未成，观之以西洋，国政大抵不过众人议商，焉有一言断之之理，国事皆由督抚相商，相告于朝，实是的大利于国家！再则亦是仿他日议政王大臣会议之旧制，实可谓方今之良策……”
一直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