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建立以后,有鉴于唐朝“外重内轻”而引发“安史之乱”的历史教训,同时面对太宗两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的现实,开始逐步奉行“守内虚外”的国策。
在此后大宋历代皇帝眼中,内政要远比外事重要得多。宋朝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内政搞得最好的朝代之一。当然这也为它在与周边邻国交战中屡屡败北,甚至最后亡于蒙古打下了伏笔。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
在赵煦顺利继位之后,大宋朝廷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不是解决西夏在西北的滋扰,而是彻底废除新法,恢复旧制。
在太皇太后的大力支持下,司马光一上台就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新”,先后废除了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免役法及青苗法。宋神宗和王安石花费十几年辛劳建立起来的新法体系,这位司马先生用短短一年都不到的时间就让它分崩离析了。(破坏总比建设容易得多)
在这期间,赵煦几乎没发表什么意见,当然也没人问他的意见。但对“尽弃新法”,赵煦是有想法的。在他看来,司马光过于“一刀切”了,只要是新法,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废除了事。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不是一个理智的政治家应该做的。要说司马光在这当中没有参杂个人感情因素,赵煦打死也不相信。
和司马光相比,赵煦对待“新法好还是旧法好”的问题,就显得实际多了。他认为“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很眼熟对不对?是的,这是后世某位伟人的智慧,赵煦只是奉行了一下“拿来主义”罢了。
这是赵煦心里的想法,但在眼下的政治大环境下,他不敢也不能直接宣之于口。原因无他,条件还不成熟。
何况,目前赵煦对新法的认识也还仅仅停留在后世教科书中那几句轻描淡写的评价上。他在穿越过来时已经不是个小年轻了,自然不会就这么轻易地相信书上的话。
对新法旧法的利弊,赵煦还要经过一番自己的“亲身体验”和思虑之后才能形成比较符合实际的看法。但有一点是赵煦现在就能确定的:新法在执行过程中的确存在很大的问题。那些具体执行新法的中下层官吏出于各种目的,一味迎合上级、追求政绩,其结果反而损害了自耕农的利益,这也成为守旧派攻击新法“害民”的一大证据。
在赵煦关于大宋未来的构想中,自耕农阶层是需要扩大和保护的,因为这是今后大宋兵源和财源的主要提供者,也是维持大宋统治的民意基础。
在原本的历史上,赵构之所以能在几乎是单人匹马过江的情况下,迅速地稳住阵脚,建立起南宋政权,其根本原因就是宋朝内政搞得好,民意未失。这还是在大宋已经被徽宗“瞎搞”了几十年之后。可想而知,大宋原先的民意基础打得有多牢固。
赵煦自信在能力上不会比赵构差,未来真正接手后的大宋,又比历史上赵构面临的局面要好得多。要是做得还不如赵构,那赵煦就可以被称之为“穿越者之耻”了。
也正是基于以上关于新法的考虑,在司马光大力废除新法期间,赵煦才一直保持沉默。尽管现在朝堂上的“新旧之争”一天比一天激烈,但宋代的党争还是相当“文明的”,有赵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祖训在,没有人会在党争中被“肉体消灭”。就是在这个前提条件下,赵煦才能以相对放松的心态看待党争这个问题。
他清楚地知道“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要想朝堂上一团和气,众大臣同心协力,各司其职,而没有一点内耗,赵煦就算是做梦也没敢这么想过。
但大宋的党争,之所以在后来的史书上被列为加速其灭亡的重要原因在于:发展到后来,党争已经不是纯粹的政见之争,而更多的是大臣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