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任何一个大一统朝代中,如何减轻甚至解决黄河水患都是一个统治者躲不过的话题,原因很简单,黄河流域在南宋之前一直是中国人口和经济的重心所在,是王朝的核心统治区,在那里生活着数以百万计的帝国子民,如何让他们得以安分地生活是关系到一个王朝能否维持下去的关键之一。
不过很可惜,黄河从来不是一条安分的河流,每年“黄汛”到来的时候,住在黄河沿岸的百姓基本上只能祈求上天保佑,让河水涨得慢一些,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家和一年的辛苦所得不被黄河冲走。在黄河面前,无论你是平民百姓还是高官显贵都一视同仁,在它“不高兴”的时候,绝对淹你没商量。
尽管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出于爱民也好,维护农业生产也好,或是单纯地从维护统治的立场上出发也好,都对黄河进行过大大小小,规模不一的治理,但始终难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黄河水患问题。而且由于治理黄河是一项耗费巨大的工程,所用的人力物力对统治者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所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黄河需要治理的时候,统治者到底是治还是不治。
如果治理的话,放在国力强大的王朝前期,朝廷还有能力负担得起这笔支出,(虽然也够呛);但如果碰上王朝末期的时候,治理黄河的消耗很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草”。后世元末时黄河决口,朝廷决议治理,结果就成了农民起义的导火索。
可如果放任黄河泛滥,那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的灾民,而灾民毫无疑问是威胁王朝统治的“不安定因素”,是统治者所要极力避免产生的。所以治河在历朝历代都是国之大事,不是现在的赵煦所能直接插手的。
太皇太后和中枢宰执们倾向于将黄河恢复故道,主要是出于国防安全的角度考虑,他们未必不知道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但对辽国入侵的恐惧压倒了一切,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黄河恢复故道,好让它继续成为大宋防备辽国入侵的天险。
这在赵煦看来是极其可笑的,最高统治者居然把一个王朝的存亡绝续寄托在一道“天险”上,而不是放在加强武备、训练士卒上。这大概也只有在大宋才会发生吧。
赵煦不管现在朝廷里已经争吵得沸沸扬扬的治河之争,因为他知道大臣们吵得再凶也没用,一切都要看太皇太后的意思。如何想办法扭转她的看法才是重中之重。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在自己不得不出面的时候,决定用一句话来说服太皇太后——“在德不在险”。不要小瞧这句话,这是宋太宗的金口玉言。
虽然他也是借用的,这句话的“原创版”在人家吴起那儿。不过很明显,吴起不能和太宗比,所以自从太宗说了这话之后,这句话的“版权”就被太宗皇帝拿到了,反正他连皇位都能抢,抢一句话又算得了什么?
宋朝初年,赵匡胤在扫平南方后,鉴于辽国占据燕云十六州,汴京地处平原,无险可守。一旦和北方开战,大辽的骑兵可以畅通无阻地直抵汴京城下,这对大宋的威胁太大。而一味地靠增加军队数量来弥补地理上的不足,又会造成朝廷财政上的严重负担。
有鉴于此,赵匡胤在其统治后期一直积极准备迁都洛阳,但太宗皇帝进行了激烈的反对。主要原因是,一旦迁都,太宗在汴京苦心经营了经营了十几年的苦功就会白费,而他继承皇位的梦想也将随着迁都化为泡影。(太宗当了十几年的开封市市长,汴京早就成了他的大本营了)
很不幸,当时的大臣勋贵大多站在太宗一边,他们已经在汴京生活多年,广置田宅,又怎么肯放弃这些,重新开始呢?所以当赵匡胤和太宗谈论迁都之事的时候,太宗堂而皇之的说出了:“江山之固,在德不在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