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中旬，文件得到了正式批复，审核通过，两个人顺利的进入了这支综合考察队。
1980年三月，春节刚刚结束，两人收到通知，一起踏上了前往新疆的专列。
彭教授作为这支综合考察队的队长，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新就任的新疆科学院副院长。
其实彭教授在此之前已经两次前往罗布泊，那个时候我国已经成功研制原子弹，只是制造原子弹的核心原料还都需要花大价钱从苏联进口。
而彭教授在罗布泊中意外的发现了重水，这是原子弹的核心资源，所以彭教授前两次前往罗布泊是为了寻找重水样本加以研究。
两个人下了专列，被专车接到新疆科学院。这时的新疆科学院已经被部队戒严，直到此时那易和傅红兵才意识到这次前往罗布泊貌似并不寻常。
随后的两个月，在新疆科学院一个秘密的地下会议室里面，两个人才慢慢的明白了此行的目的。
此次考察队的最终任务并不是寻找重水，而是寻找一种核裂变之后寄生在植物上的变异病毒。
原来在核试验成功之后，罗布泊地区出现了一些不寻常的状况。
最先进入原子弹爆炸实验区的是一名军人，进入实验区几个小时后，身上开始起水泡。
随后开始出现昏厥、神志不清、浑身颤抖的情况。这名军人被送往医院后，医院的医护人员完全无从下手，根本无法触碰患者的肌肤，只要轻轻一碰，就是一层皮。
三天后这名军人的双脚开始溃烂，最终伤口感染死亡。医院对尸体进行了尸检，尸检的结果表明死者体内核辐射严重超标，并在其脚踝处发现了未知病毒。
刚开始新疆军区并未重视，只是当做个例草草收场。直到发生多起军人死亡事件，新疆军区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因为这种病毒的感染者开始都以为是脚气，直到多例患者死亡新疆军区才开始封锁消息，并把病毒样本及报告送至国家。
国家拿到病毒样本后，组织多位医学家进行秘密研究，最终的结论是这可能是一种核爆炸后的变异病毒。
不过在1964年至1969年这五年间，也仅仅只发生了十几例，从1970年开始到1979年间，再未发现类似病例。慢慢的中央和新疆军区就淡忘了这件事。
1979年春天，新疆地区再次出现类似病例，而且传染速度超乎想象，一人得病，一夜之间就能感染整个村子，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新疆地区感染病毒死亡的人数达到几千人。这时候新疆军区先是封锁了消息，然后再一次将此事上报国家。
而恰在这时，彭教授结束了第二次的罗布泊考察，在对带回来的植物样本研究中，发现了寄生在植物上的这种未知病毒。
于是国家经过研究决定，组建一支综合考察队，并委任彭教授作为这支综合考察队的队长再次深入罗布泊腹地进行这种未知病毒的研究。
这支综合考察队总共十二个人，除了那易和傅红兵外还有彭教授及其助手、地质研究院一位教授、考古研究院的一位教授和一名助手、北京仁和医学院的一名教授和两名助手以及中国超自然研究委员会的两名研究员。
除此之外还有两名负责我们安保工作的新疆军区某侦察连战士以及一名负责照顾彭院长身体的医务兵。
1980年5月，考察队十二个人以及一名医务兵乘坐三辆北京212吉普，两名战士则押送一辆长春一汽产的解放卡车开始向罗布泊进发。
卡车上装的是这队人一个月的给养和检测设仪器。
罗布泊不同于其他地方，早在《山海经》中就有对罗布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