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阻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就算是事后能够得到清算和追偿，对被打断了相关进程的我家来说，也是得不偿失而于事无补的。
因此，干脆带着实验原形资料和相关成品，连同人员一起打包，全数乘船渡海搬到我的控制区来，至少在这里那些排斥和抗拒锅骡机的传统势力，是暂且鞭长莫及而无能为力的。
这样，就算这些工匠和学徒里，可能被混进某些不安定因素，也可以在我的直接治下，通过军事管制的强制手段下，消弭于无形。
自从泗州之战，并后淮水沿岸的扫荡作战后，就再没有打过更大规模的战事了。
随着大多数重新部队，退回到兖州与徐州之间的昭阳湖、微山湖，泗州的骆马湖、成子湖一线。
期间虽然仍有不间断的战斗发生，但更多是与闯入外围缓冲地带的胡马之间，意外遭遇战和局部冲突。
因此，处于二线要点的主战营基本没有出动过，倒是把布置在外围几个防戍营的熟练度和组织度，给锻炼起来了。
这种局面，
一方面是，作为对手的那些藩军胡马，终究是吸取了经验教训，不再企图我们纠缠于城邑和渡口的争夺，也放弃了在缺少掩护的平原上，对冲硬撼或是分段合击的战术，而是稍见规模就望风远遁避战，然后化整为零的骚扰牵制和渗透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刚刚实现骡马化的前线部队，就优先派上了用场。
只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对坐骑的驾驭和骑行中的相互配合不够娴熟，造成前后脱节乃至援应不及，而很是在那些长于马背，而轻骑如风的胡马手中吃了好些亏。
甚至在杨再兴负责的麾下，有一个新兵补充较多的团，因此在接应过程中，被胡骑中道冲散，虽然伤亡不足三成，却被夺走了所属的团旗。
这种噩耗让新任的第三兵马使杨再兴，当场勃然大怒几乎是带队亲自压阵，在骆马湖北岸主动攻击，袭破了至少三股胡马儿的集结地，却没能找到丢失的团旗。
这时才接到新的报告，配属在麾下的捉生将牛皋，已经先行一部带着数十名健儿，轻骑逐尘而去了。
然后，他们用了一夜时间追击了上百里之后，几乎是人人浴血带伤的，将被血水浸透又风干的团旗，给重新抢了回来，还外带了一人双份的坐骑。
如此骁勇果敢，身为前沿主官的杨再兴，认为他已经不适合再留在捉生大队里屈才，而是应该调任到一线的主战营中，做一名奋勇当先的领兵官。对此，我自当是乐于从命。
另一方面，则是我们的兵力和资源，都不足以支持更远距离的作战。
特别是在春季农业生产的繁忙时节，还要兼顾六州治下的治防和剿匪任务，随着开春，那些盘踞在偏远地带的残余匪寇，也重新有所活跃起来。
因此，只能沿着淮水追击到，烧了一遍渡口和浮桥之后，就带着沿途缴获的物资和收揽的人口，徐徐然退回到被几个大湖分隔的数段防线内。
利用整个春季的时间，除了已经完成大部分既定规划的，农田水利道路的生产建设之外。在六州镇抚的治下，还初步建立起一套基本的商业流通和军队经济的体系循环来。
相对于这些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经营和维持，且长时间才能见效的基础项目而言。
在一片空白上，重建商业流通比较容易一些，只要以州县为单位，组织和提供相应供销分社所需的场地和人手，然后通过益都对沿海港口运抵物资的调配和分流，就足以提供各种民生所需的大部分日用商品。
这种模式和制度，在本家的几大商号连锁里，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