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的缙绅富室，占田少者五、七万亩，多者至十余万亩(郑廉《豫变纪略》卷二)。
这样的情况，在这富饶的江南之地，情况则是更加严重。并且这种土地兼并，在江浙一带，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土地兼并模式。
这种模式，就是某一地方豪强大族，占据一个地方，然后排挤非族内人，将非族内人土地霸占，形成一个地区的土地兼并。
在《徽州府志》里，记载的许多名门望族，都是通过这种方式确立了某一族在一个地方立足。这也是为什么，在南方地区，很多地方的村子只有一个姓氏的原因。因为那些没有势力的小门小族，都被当地的一户大族，用各种方式给挤兑走了。
但江南一带，却并没有发生象西北一带一样，因为大规模的天灾而导致流民大增，以致揭竿而起的事情，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时因为，在以江南为代表的富庶地区，大量破产农民迫于生计离开土地，转投临近的工商业中心成为新的雇工群体，从而以此方式，暂时解决了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
而在西北地区，土地兼并的后果，就要比江南一带要严重得多。
西北地区的土地兼并后，虽然程度没有江浙一带的严重，但破坏性却更强，就在于西北地区的土地兼并，一是容易发生在自然灾害时期，二是土地兼并后造成大量流民。
西北地区因为自然灾害和土地兼并，使得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但是西北地区的经济和环境，却没办法给失去土地的农民提供活路，从而创造了大量流民。这些流民，没有土地，西北地区又无其他经济，流民为了活下去，只得给地主当佣农，但佣农的数量始终有限，缺乏出路的失地农民往往只能选择落草为寇，或是被迫揭竿而起。这无疑会给整个国家，造成深重的灾难与悲剧。
所以，土地兼并这种事，在中国不同地区引发的后果都不是一样的，绝不能用江浙一代的土地兼并情况，去理解西北一代地方的土地兼并。
而且，江南一带的土地兼并，从某种意义说起来，其实对整个市井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林次崖先生文集》：“今天下之民，从事于商贾技艺游食者，十而五六。”
《四友斋丛说》：“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
《嘉靖11年3月制策》：“游民众则力本者少，异端甚则务农者稀。……，小民无所利于农也，以为逐艺而食犹可以为苟且求全之计。……大率计今天下之民，其有田者一二，而无田者八九也。”
《苏州府志》：“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
而据大量的明史资料记载，整个江南地区，农业人口从明中期的四五成逐渐到明末的一二成，大量人口流入城市，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工人口。
而随着市井社会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的那早期雏形的资本主义，就对整个世界造成了极其强大的冲击力。这一点，就连作者在看到以下的资料，都不觉惊到了。
这些资料，来自樊树志的《晚明史》。
“至迟到1580年代初，中国的丝绸就已经威胁到西班牙产品在美洲的销路了。17世纪初，墨西哥人穿丝多于穿棉，所谓穿丝，大多是穿中国丝绸。”
“实际上，中国对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贸易关系，就是中国丝绸流向菲律宾和美洲，白银流向中国的关系。”
“以至于墨西哥总督于1611年呼吁禁止中国生丝的进口。但是到了1637年情况愈发严重，墨西哥的丝织业都以中国丝为原料，墨西哥本土蚕丝业实际上被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