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混几年你就明白了——你越觉得光荣的事儿，越容易被人拿来给你难堪。换位思考一下儿，站在这帮腐败村官儿的角度，他们还觉得不让别人投资、撵老百姓到荒山上种树是光荣呢！”“他们的‘光荣’和咱们的光荣性质不一样啊。”刘徽争辩。“性质什么样儿一回事儿，是不是个把柄又一回事儿。”成哥教诲跟班小弟道，“就拿红包儿这事儿说，咱们在新闻上说咱没收，可万一村委会抓住这个把柄，一口咬定咱收了，收完又不替他们说话，咱们还得为这跟他们掰扯来掰扯去，这俩红包就取代村委会的腐败上升为网民关注的焦点了。就算最后他们拿不出证据证明咱收了，给别人印象最深的也是咱俩卷进红包儿纠纷，人家说不准还当咱们收了以后把痕迹消除了。他们会想，有的贪官儿巨额受贿的证据让检察院去查还得费好大劲儿，更别说这俩说不清道不明的小红包儿了。真有了这样儿的纠纷、这样儿的印象，虽然没法儿从法律上嫁祸咱们一个罪名，但对名声和前途影响都不好啊。同事不得在咱背后指指点点？更要命的是老板也会顾及咱有这种疑似前科儿，提拔人的时候儿就得把咱往后排了。”
刘徽提及的“警方释放嫌疑人”，自然而然指的是常志民被放回家一事。昨天中午，吃过饭的老骆捧着水杯来回踱步。两个徒弟都被他派出去收集线索了，办公室很安静，正好容他一个人把已知的案情和证据再从头捋一遍。不想刚捋了一半，那晚通知他推迟审讯的上级来找他，让他到会客室去接受记者的采访。“领导，采访的事你去不就得了。”老骆不胜其烦地说，“你知道我这人长得不太适合上镜，出不了这种风头。”上级哂笑道：“得了吧，人家来的是网络媒体的文字记者，不拍照片和视频。再说这不是出风头的问题，人家是来了解大羊屯的儿童绑架案和留守妇女遭强奸案的进展的，你是办理这案子的民警，你去跟他们说肯定比我去说更让他们信服。”见老骆不置可否，上级又打起官腔：“老骆啊，打理好和新闻媒体的关系，也是咱们公关工作中的一项重点。你尽管不专门管这个，必要的时候也该为所里出把力。而且咱们与媒体的合作是相互的，你给他们采访行了方便，今后你有啥事他们也能给你个方便呀。”“算了吧，我可不盼着遇上啥要人赏方便的事。”老骆无可奈何地说，“你也别没完没了开导我了，不就是个采访吗？我这就去。但你先跟他们说好，就10分钟，这节骨眼上我没那么多闲工夫，还得研究案子呢！”“好，10分钟就10分钟。”
不一会儿，老骆走进会客室，坐在沙发上等他的是阿哲和刘徽。他刚想说句客套话，阿哲像只猫一样“噌”地蹿起来，扑到他跟前问道：“骆警官，听说你们已经把绑架儿童、强奸留守妇女的嫌疑犯放了。是真的吗？请问为什么？”
老骆虽和媒体打交道不多，但好歹也在公共场合和局里接受过三四次采访，这种武功伺候的记者可是头一回遇到，吓得他差点儿本能地做出准备格斗的动作。“这位记者同志，坐下来，咱们坐下来说，好么？”
阿哲并不是对采访的礼貌一窍不通，只是在加入翼腾网之前，他做的事现场采访的工作。这类采访对“抢”字有一定的讲究，许多时候，采访开始前他和其他媒体的记者挤在一起等着，待采访目标现身，挤在一起的“同仁”便呼啦一下子涌过去，腿脚快的能涌到前面，涌到前面就能抢到一个好位置，把自己的话筒递得更近。长年累月，阿哲养成了“抢”着采访的习惯。成为翼腾的一员后，工作方式有所转变，他的这一习惯也就不那么常见。可是，常志民被放走、常九城父子回家的当天下午，他和刘徽便察觉到了，兴冲冲跑来派出所要求采访，却被那位强调与媒体打理好关系的领导以“案件正在紧张调查中，相关信息尚不适合发布”为由微笑婉拒。刘徽建议就以《警方拒绝回应，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