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彭龄的事情闹的很大，朝臣议论纷纷，皇帝都知道了。
此时和珅已经从大大小小数千文武官员手里榨出了上千万银子，外地官员也听闻风声，纷纷掀起了为朝廷募捐的活动，各地商人也被以各种慕名勒索报效。
嘉庆听到后，勒令停止募捐，乾隆更是大度，不但不要募捐了，还要求退银，表示朝臣公忠体国，让人感念，但国朝自有规制，岂能让臣子都破家。于是勒令和珅，京官按照品级，扣一年的“恩俸”，“饭银”，外省地方官，扣一年养廉银。
恩俸、饭银，是专门给京官设立的补贴，其实跟养廉银是一个道理，只是名目不同。
京官这笔钱虽然没有地方官的养廉银动辄十倍百倍于俸禄那么多，但也相当可观。
有一个叫做王际华的乾隆早年京官，官职做到了户部尚书，他喜欢写日记，后来成了重要史料。他在日记中详细记述自己的收入，户部尚书的饭银一年大概能拿到九千两。户部尚书是从一品大员，比他高的一品大员肯定超过一万。
扣一年饭银，其实也不少了，几千名官员，少的一二百两，多的也有上万两，最后退下来，也留下了一百多万两银子。外地官员募捐的更多，他们的养廉银更为丰厚，总督为13000至20000两，巡抚为10000至15000两，布政使为5000至9，000两，按察使为3000至8444两。台湾巡抚刘铭传的俸禄为155两银，养廉银则达10，000两银。台湾总兵年俸67两银，军事加给144两银，养廉银则为1，500两银。至于那些小官，都司全年俸薪、马干、养廉银四百四十九两，千总俸薪、马干、养廉银一百九十二两。
这些地方官的养廉银最后折算起来，高达数千万。
对官员来说，一年的额外补贴，其实算不了什么，真正倒霉的是那些商人，一家家被勒令成千上万的缴纳，奉献的少了，那就是打地方官的脸，父母官一发怒，小商人抖三抖啊，于是全国商贾又贡献了几千万两。
其中十三行行商贡献了三百万两，盐商贡献了两百万两，丝商、瓷商以及其他各行各业的商人报效加起来，广东就拿出了一千万两；其他富庶地方，比如包括盐商在内的徽商拿出了一千两百万两，山西晋商拿出了一千五百万两，全天下商人在这一波政治压迫式的募捐中，竟然提供了两亿两银子。
当年明末李自成对北京官员动大刑拷掠，最后拷打出来的银子，有的说六千万两，有的说七千万两，也又说八千万两的，总之不足一亿。
对比之下，足见清朝之富庶，比明朝尤甚。
这没什么奇怪的，后世估计，到乾隆年间，日本、西方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从两亿两到十亿两都有，较为保守的数字是六亿两，其中明代流入两亿两，满清中前期流入四亿两，道光之后鴉片流入，反而开始白银外流了。
光是满清时代流入的这四亿两银子，就大大丰富了中国的白银储备，中国没有完善的资本市场，这些钱绝大多数都在一个个官员、权贵和富商手中，小部分在地主豪族手中，普通老百姓手里往往没有白银，平时使用的都是铜钱，白银对于普通百姓生活来说，购买力太大了，买柴米油盐可能都找不开。
这些银子高度集中，也就方便搜刮。明代时候其实也一样，贫富分化严重，财富掌握在富裕阶层手中，可明朝皇帝就是榨不出来，这不是明朝文官不爱国，清朝官员也不爱国，关键是有一个和珅，关键是要找到正确把银钱榨出来的方法，不是皇帝去苦苦哀求募捐，而是应该像和珅这样，直接用威胁的方式。你哀求他，无法获得他的忠诚和支持，把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才能让他们对你言听计从，李自成就是这么做的。